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文/南 晨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小平同志决定再一次南巡,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 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 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 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先遣组花7 天时间安排和检查预定路线 1992 年元旦那天,时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检查工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大家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认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陈开枝认为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于是他对大家说,要休息的话,老人家会去上海。而且,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联系当时的情势以及1991 年上海春节谈话后的情况,陈开枝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 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8 岁高龄的老人,不能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陈开枝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于是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 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东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一见面,合照张相,然后再登程去上海,好不好?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共花了7 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为什么坚持要1 月17 日出发 等路线确定之后,陈开枝开始准备接待方案,广东省委审定以后又报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亲自确定了出行的时间:1992 年1月17 日。为什么会选择1 月17 日出发呢?陈开枝后来才知道,邓小平这次出行没有任何外人随行,中央办公厅也没派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家人,他办公室的人。他要等到萌萌、羊羊这些孙子辈放寒假了才能出发,所以他必须1 月17 号夜晚出发。 后来,陆续从邓小平办公室反馈的情况来看,陈开枝先头的预想没有错,邓小平这次出行并不是简单的“休息”。因为从几个事情可以看出,其中一个是专列到武昌停20 分钟加水,湖北的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闻讯特意赶过来,但因为按照规定,地方主要领导是不传不到的,所以他们只好躲在贵宾室不敢出来。最后,中央警卫副局长孙勇一边陪小平同志散步一边给他报告:湖北的书记和省长都在贵宾室,想见一面行不行?小平同志说:“好,见见吧。”出来握完手,什么话都没说,邓小平劈头就问:“你们的经济搞得怎么样?”然后接着说抓经济嘛,“现在就是要集中精力”。
立下“六规矩不” 1 月19 日上午9 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考虑到老人家千里迢迢旅途劳累,当天上午安排休息。因此,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都走了,只剩下陈开枝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他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他一开始的判断——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的。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于是陈开枝马上叫来省委书记谢非同志,陪小平同志在院子里散步。88 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19 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小平同志越看越高兴。回到迎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知道,这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陈开枝感到震撼,回去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让陈开枝难忘的是,陪同小平同志看皇岗口岸时,风很大,陈开枝劝了小平同志三次,他都不愿意上车,就看着对面的香港,看着元朗那一带。最后,陈开枝只好喊了小平同志的警卫,才把老人家拉上车。 就这样,陈开枝陪伴邓小平南巡11 天,在广东的见闻不仅催生了日后有名的南巡讲话,也让陈开枝等这些特区人过上了改革开放后最舒心、最安逸的一个春节。 讲话内容太多用纸巾做记录 1992年1月19日,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不停地问,不停地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邓小平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小平长女邓林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 在南巡前,小平同志还特地要求家人给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衣服买回来之后,邓小平一试,结果发现有些长了。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连连摆手说不用,只把衣服改一下就穿了。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 邓林说,她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1992 年来深圳时,邓小平在深圳也没有说什么,可是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说了一个钟头,家人劝他歇会,没歇两分钟他又说。大家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 年1 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可才过了两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 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道”。但《深圳特区报》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 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有人私下跑到市委领导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经过市委领导的同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 天里发表8 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中央高层对“讲话”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 月28 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 天、邓小平南巡的第40 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将小平同志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并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个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小平同志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一个是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他要求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 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总书记专门开会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抓住这个时机,按照深圳市委宣传部门的指示,《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 月26 日,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或转载了这篇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20 年过去了,陈锡添曾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 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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