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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傲天

美丽的深圳河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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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0 14: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完全的统计,从68到76的八年中,在红楼的校友队伍里,有超过100多人以步行、游水、坐船、买通行证等等方法到达了香港,然后申请联合国提供的难民身份证到了外国,从新开始生活!(其中以美加英澳州等国最多人去)
由于70年代时的极左路线和政策,把逃港的人宣布为“叛国投敌”,使他们自动地获得了可申请“政治庇护”以免回国受迫-害的难民身份,只要有人担保,就可以获准移民出国,据香港人民入境事务处透露,76年前有超过60多万人以这种签证离港。直到76年后,才改称为“非法探亲”。同样的如同8*9年的那场运动一样,有近20万的在美留学生也自动地获得了美国移民局发放的六*四绿卡,他们当中百分之90是高干子弟,红二代、官二代、富三代的子女,现在他们都入了籍,实现了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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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1 04:57:21 | 显示全部楼层
风雨过后的深圳河,伴随着东方的柏林围墙之名笑傲全球
林彪事件后,广东把大逃港的人从“叛国投敌”改为 “非法探亲”,回归为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一大进步,可惜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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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1 13:29:30 | 显示全部楼层
[paragraph]
历史的 "雷同" 与 " 攷恰”
[/table][table=100%,#ffffff]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在江门,由于毗邻港澳,在生活艰难的时候,选择了逃港这条路的人也不少。
毛泽东年代城市青年无事可做,一千八百万人被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名誉赶往农村劳动改造,但是邓小平却以改革开放,将中国三亿农民进城务工搞建设!
一千八百万知青个人的不幸,带来了整个一代城市人的灾难。三亿农民工进城,换来了农村的真空,这是历史的雷同与攷合吗?
1992年邓小平南巡图片回顾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经武昌站。为安全起见,转乖《北京-九龍》特快沿途不停站直达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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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2 11:00:20 | 显示全部楼层
[paragraph]
[blockquote] 当年听过这么样的说法: 我爱祖国,可是祖国爱我吗? 如今看到,我们多少人做到了: 即使祖国不爱我,我爱祖国也无冤无悔。
[/blockquote]
《大逃港》内容简介:共产主义曾经描绘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宏伟壮丽的图景,它曾承诺不仅将给社会带来平等、公正,而且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人民群众带来比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之后。社会主义无论在亚洲还是欧洲,都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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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3 15:58:29 | 显示全部楼层
[blockquote] 邓小平办特区幕后:追寻大逃港事件真相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3月09日 10:33 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看历史(3月刊)》   作者:看历史杂志 出版社:成都传媒集团   本书简介:《国家历史》是中国第一本以历史为切入点的新闻杂志。2007年9月9日创刊,成都传媒集团出品。全国各大城市报亭、书店有售。经新闻总署批准2010年4月更名《看历史》,黑色的眼睛,发现彩色的历史。而2011年3月刊则……[连载内容]   口述 | 陈秉安 整理 | 杨东晓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 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 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 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 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 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 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 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 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 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 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 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 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 。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 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 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 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 ,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 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 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 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 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 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 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 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 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 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 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 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 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 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 (指我来采访他)。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 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 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 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 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 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 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 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 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 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 ,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 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 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 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 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 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 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 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 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 。”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 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 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 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 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 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 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 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 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 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 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 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 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 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 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 :“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 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 ,“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编辑:点儿)
[/block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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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4-23 17:21:30 | 显示全部楼层
逃难当年,边防军队会在边境使用狼狗狂咬逃难者。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州市视察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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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5 04:24:42 | 显示全部楼层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发表了一系列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讲话。当年小平同志南巡的一锤定音,让特区人和改革者如释重负。时隔20年,我们不禁要问,小平同志的讲话为何不选择在北京?其背后又隐藏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文/南 晨
《应校友们的请求现上传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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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5 04:44:28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文/南 晨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小平同志决定再一次南巡,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 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 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 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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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5 05:28:45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文/南 晨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小平同志决定再一次南巡,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 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 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 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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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25 05:41:48 | 显示全部楼层
邓小平南巡的八大内幕
文/南 晨
“要不要改革开放”促成了邓小平南巡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改革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反“和平演变”的呼声盖过改革开放,“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伤及改革开放各个领域,举国上下大有举棋未定、方向摇摆之惑,质疑改革“姓社姓资”的声浪渐响。面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内有一些“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出来总结教训,说是改革开放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他们起劲地宣扬:经济特区是“和平演变的温床”;联产承包责任制瓦解了公有制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是“私有化潜行”;引进外资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公然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再搞一个“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还主张放弃容易导致“和平演变”的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这样,使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形成的改革共识陷于破裂,能否再造和重建改革共识,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改革不动摇,成了横亘于中国大地的一道严峻课题。面对这样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改革开放在内外交困中几乎陷入“休克”状态。
对于出现这些现象,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他决定采取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小平同志决定再一次南巡,但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
“皇甫平”事件是导火索
1991 年春节,邓小平在上海并没有像以往一样到西郊宾馆和家人一起共度春节,而是到处视察、听取汇报、发表看法。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朱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提出了很多新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方面,提出了“不要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为继续高举改革大旗,当时的《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与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解放日报》评论部凌河一道,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呼吁继续坚持改革,他们与当时一些相对保守的媒体进行了一场关于“改革”的论战。5 月,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的文章,这时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题为《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的评论员文章,被全国大多数报纸转载,当时经济特区被这些人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同年10 月,一位中央领导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开指责“皇甫平”的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可见,当时在党内关于改革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进行了10 多年的改革开放随时有中断的危险。
“皇甫平”的系列文章遭到了一年左右的批判,其间有人甚至上书中央,认为改革开放很危险,不要再提改革开放。邓小平一直冷静观察,所以后来北京流传一句话说:“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小平同志就这样冷静看了一年,直到他正式决定到南边“走一走,看一看”。
先遣组花7 天时间安排和检查预定路线
1992 年元旦那天,时为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正在南海检查工作,省委书记谢非突然打来电话,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陈开枝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大家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陈开枝不这么认为。凭着他的政治敏感性,陈开枝认为老人家此番前来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于是他对大家说,要休息的话,老人家会去上海。而且,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联系当时的情势以及1991 年上海春节谈话后的情况,陈开枝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他们身边发生! 1月3日,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先遣组抵达广州,告诉广东省委的还是:“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 他们提出,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小平同志已是88 岁高龄的老人,不能过于劳累。他们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让老人家在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分别巡视就可以了。因过去工作的关系,陈开枝与这三位同志都很熟。于是向他们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很大。他们问:“那些路怎么能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 年没来了,最好也陪同去看一看。现在的公路都是水泥路,过江桥也修通了,很好走。看完珠海,途经珠江三角洲,到中山、顺德等地看一看,然后回到广州火车东站。我们省的领导班子,还有广州军区的领导班子都在那里等着,他们希望跟老人家见一见面,合照张相,然后再登程去上海,好不好? 最后,先遣组将陈开枝提出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他方案一起上报。结果,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等人确定采用这个路线方案。这样,先遣组共花了7 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
为什么坚持要1 月17 日出发
等路线确定之后,陈开枝开始准备接待方案,广东省委审定以后又报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亲自确定了出行的时间:1992 年1月17 日。为什么会选择1 月17 日出发呢?陈开枝后来才知道,邓小平这次出行没有任何外人随行,中央办公厅也没派一个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家人,他办公室的人。他要等到萌萌、羊羊这些孙子辈放寒假了才能出发,所以他必须1 月17 号夜晚出发。
后来,陆续从邓小平办公室反馈的情况来看,陈开枝先头的预想没有错,邓小平这次出行并不是简单的“休息”。因为从几个事情可以看出,其中一个是专列到武昌停20 分钟加水,湖北的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闻讯特意赶过来,但因为按照规定,地方主要领导是不传不到的,所以他们只好躲在贵宾室不敢出来。最后,中央警卫副局长孙勇一边陪小平同志散步一边给他报告:湖北的书记和省长都在贵宾室,想见一面行不行?小平同志说:“好,见见吧。”出来握完手,什么话都没说,邓小平劈头就问:“你们的经济搞得怎么样?”然后接着经济嘛,“现在就是要集中精力”。
下“规矩不”
1 月19 日上午9 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考虑到老人家千里迢迢旅途劳累,当天上午安排休息。因此,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都走了,只剩下陈开枝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陈开枝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他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他一开始的判断——小平同志不是来“休息”的。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于是陈开枝马上叫来省委书记谢非同志,陪小平同志在院子里散步。88 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19 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小平同志越看越高兴。回到迎宾馆,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陈开枝知道,这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陈开枝感到震撼,回去他就跟工作人员说,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因为邓小平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让陈开枝难忘的是,陪同小平同志看皇岗口岸时,风很大,陈开枝劝了小平同志三次,他都不愿意上车,就看着对面的香港,看着元朗那一带。最后,陈开枝只好喊了小平同志的警卫,才把老人家拉上车。
就这样,陈开枝陪伴邓小平南巡11 天,在广东的见闻不仅催生了日后有名的南巡讲话,也让陈开枝等这些特区人过上了改革开放后最舒心、最安逸的一个春节。
讲话内容太多用纸巾做记录
1992年1月19日,看到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邓小平显得兴致很高,充满激情。以往,他在参观时,基本都不说话,也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那次来深圳,他一反平时的沉默寡言,不停地问,不停地阐发全新思想,还充分肯定这块改革试验田的大胆探索和实验。
在参观国贸大厦时,邓小平突然滔滔不绝地发表大量讲话,以至于邓小平长女邓林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来不及准备录音机、纸张等记录的物品,一时情急,邓林在几块叠起来的方形纸巾上做起了讲话记录。
在南巡前,小平同志还特地要求家人给他买一件夹克衫,说是与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氛围相匹配。衣服买回来之后,邓小平一试,结果发现有些长了。家人提出要重新买一件合身的,他连连摆手说不用,只把衣服改一下就穿了。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改过的夹克衫,还笑呵呵地说:“这是我第一次穿这么舒服的衣服。”
邓林说,她父亲不是晚年才不爱说话的,他从来就不爱说话。1992 年来深圳时,邓小平在深圳也没有说什么,可是在深圳到珠海的船上,他说了一个钟头,家人劝他歇会,没歇两分钟他又说。大家能感觉到他的确很兴奋,他有一个强烈愿望,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和想法总结出来,确实在决定改革开放前有很多斗争,但改革开放的思想最终还是实现了。
“讲话”最初一度不准报道
1992 年1 月,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讲话和活动,深圳市委曾请示作正面报道,被邓小平以“不破这个例”驳回。当时,《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陈锡添是唯一被允许到现场的记者,也被告知:“此事绝密,不得外传。”可才过了两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唯一知情的记者了,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发表了上述措辞严厉的重要讲话,10 天以后,香港《大公报》的文章说:“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此时,关于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是否报道,陈锡添去请示深圳市委宣传部,他被告知“暂时不道”。但《深圳特区报》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 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这时候有人想到“皇甫平”。编辑委员会决定仿效:写一大堆评论,不提邓小平到了深圳,甚至连“邓小平”三个字都不提,只把他说过的话写出去。有人私下跑到市委领导那里说了这个计划,得到一个回答:“市委也是这个意思。”就这样,经过市委领导的同意,《深圳特区报》在以后14 天里发表8 篇评论,一律冠以“猴年新春”的副题,作者不是一个人,而是“本报编辑部”,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终于得到部分公开。
中央高层对“讲话”反应不一
由于不清楚邓小平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当时党内没有人想过早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2 月28 日,即《深圳特区报》发表评论的第8 天、邓小平南巡的第40 天,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将小平同志在四个城市的谈话整理成册下发,并要求各级党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
只隔一天,中央党校的新学期开学。乔石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他在讲话中称“‘左’也能葬送社会主义”。因此,他成为中央政治局中第一个公开出来响应的人。在他之前,还有两个人表明过自己的立场。一个是国家主席杨尚昆,小平同志还在深圳的时候,他也到了那里,一直在大力支持邓小平。一个是总书记江泽民,因为他要求将起草的十四大报告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作“贯穿全篇的主线”。
3 月的第二个星期,江泽民总书记专门开会商议此事。在持续两天的会议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立场交给新华社公开发布。抓住这个时机,按照深圳市委宣传部门的指示,《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把陈锡添叫来,让他找个安静的地方去写通讯。3 月26 日,长篇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发表。几天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北京几乎所有的报纸都报道或转载了这篇文章。邓小平南巡终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20 年过去了,陈锡添曾坦言这篇文章有一个“最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把邓小平的一段很重要的谈话写上去:“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领导头脑要清醒,不要影响工作。” 这几句话临上版之前,陈锡添却把它删掉了,因为当时正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另外,小平同志还说‘年纪大了,要自觉下来,否则容易犯错误。像我这样年纪老了,记忆力差,讲话又口吃,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应该下来,全心全意扶持年轻人上去’等,这些我都没敢写。” 对于如此重要的两段话,陈锡添为什么“不敢写”呢?陈锡添解释说:“当时我的思想不够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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