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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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为爱情恢复位置[转帖]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普通老百姓就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变革的诉求。1977年夏天我写出了《班主任》,1978年8月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78年春天,因为《班主任》带来的巨大反响,刺激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那时我已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的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办公室
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创研部负责人赵起扬“文革”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党委书记,是一个文艺内行,他那里就成了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串门的地方。

　　记得在一次座谈中,大家说“样板戏”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甚至一涉及夫妻,一表现完整的家庭,就是不革命。正是由于这种从“革命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使得当时的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都只能转入地下。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题目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当时,我们出版社的同仁正酝酿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由于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决定先“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与会者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十月》创刊号出版发行后,《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班主任》已经使我每天收到超过10封的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

　　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

　　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为了感谢我的小说给予他们的解放感,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不久,我真的收到了大海螺,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一幕。

　　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爱情的位置》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我曾以《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文字参与思想解放的进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胆以小说形式承载呼唤社会变革的民间诉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算为推进改革开放贡献了绵薄之力。这是我人生中的亮点,我为之珍惜一生,并愿在步入老年之后,继续把自己这一滴水,融汇进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

(《光明日报》12.12　韩小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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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烟队长劫烟始末 [转帖]

2008年4月12日，苏某、郑某受南宁市一家物流公司的雇请，合开着一辆大货车运送价值50万元的香烟前往广州市。

当天晚上，出了贵港收费站不久，路边突然出现了几名警察，高举着停车牌示意他们停下。

“烟草是国家专卖品，你们有烟草专卖局开出的配送证没有？”一警察问道。没等他们说完，警察便说他们涉嫌走私香烟，“跟我们到局里接受调查。 ”

两司机被押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警车，一进车就被戴上了手铐，手机也被没收了。苏某、郑某开了十几年的车，都没遇到过这种架势，一时也不知怎么办。一名警察开着他们的大货车，跟在警车后面，直往市区驶去。

到了贵港市公安局港南分局的大楼旁，警车停下了。但警察似乎没有把司机押进局里的意思，在车上就办起案来，问他们名字、住址，以及货主的情况，并告知走私香烟的严重后果，“你们有可能要坐几年牢！ ”同时，又出现了另外2名警察，与货车上的3名警察，不断地将大货车上的香烟，搬到路边的另一辆货车上。

香烟搬完了，警车上的问话也结束了，“香烟我们暂扣了，如果你们想坐十年八年牢，明天来听候处理。”警察解了手铐，让司机下了车。“你们扣押了货物，总得给张清单吧，否则我们怎么向货主交待。 ”两司机说。“对违禁品，我们不开清单。 ”警察断然拒绝。

苏某、郑某“自由”后，立即与货主联系。第二天，货主急匆匆赶到港南公安分局经侦大队询问为什么扣他的货。 “没有这事啊，烟草执法一般都是烟草局的稽查大队的事，要不你去烟草局问问看吧。”经警回答。货主去烟草部门一问，也没这回事。想来想去，意识到遇上假警察抢劫了，又转去公安局报警。

冒充警察作案，而且一劫就是50万元的货物，案件非同小可。贵港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然而这伙人像是知道警方行踪似的，不再出现了。过了一个月，在玉林市兴业县高速公路收费站附近，又一辆运送价值数十万元名酒的大货车被一伙“贵港警察”劫走。

可当专案组把侦查重点转移到兴业时，这伙人又在贵港作案了。从4月至8月，共发生了类似劫案5起。在这几起劫案中，每次被劫走的物品都是一些名烟名酒。根据货主提供的相关票据统计，被劫的烟酒价值总计在300万元以上。

不久，曾任兴业县烟草稽查大队大队长的彭飞进入专案组的视线。彭飞曾在烟草管理部门工作十余年，在今年初突然辞职，行踪不明。

在多年的烟草稽查工作中，彭飞发现，如今从事烟酒走私、偷税、售假的人不在少数，如果假冒警察在公路上缉烟，这些违法老板不敢要回货物也不敢报案，那么一车动辄几十万元的烟酒，就可以私吞掉，一夜暴富是轻而易举的事。

过去，出于执法需要，身为大队长的彭飞在南宁发展了单线联系的几名线人，为他提供烟酒走私案的线索，这些线人曾为他缉烟起到了极大作用。他想，有这些线人的“相助”，即使离开了稽查大队，也能得到准确的线索，不愁没有“案源”。抱着一夜致富的念头，今年年初，彭飞辞职。

之后，彭飞拉上曾是兴业县农机监理站职工的梁某、玉林市自来水厂职工陆某等狐朋狗友，商谋冒充警察，到公路上“查扣”烟酒，然后转手出卖。众人一拍即合。

彭飞并不告诉南宁的线人他已辞职的事，反而频频联系他们，称“我们今年的查处任务加重了，你们要加紧努力，一有线索马上报告。 ”为了激励他们，他还加大了奖励数额。这样，彭飞的“缉私警队”在公路上频频得手，每次抢劫得手后，由彭飞负责将烟酒运到广州卖掉，然后分赃。每

次事成之后彭飞都给予线人几万元的奖励。

彭飞利用线人频频作案，警方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认识彭飞的人当中发展线人。

10月2日凌晨，专案组收到可靠消息，彭飞、梁某等人开着一辆广州本田“警车”在兴业至六景高速公路上，对一辆从南宁开往广东的满载香烟的货车抢劫，但未成功，他们准备返回兴业。

专案组立即部署，出动几十名民警，悄悄在兴业至六景高速公路的兴业、贵港收费站张网以待，同时派出一队人到高速公路一路追踪。追至兴业县葵阳镇古娄村路段时，警方发现本田“警车”被遗弃在路边的一个果园里，车上的人已经逃离。民警从车里搜出了5副假的警车牌。

警方迅速追查彭飞等人的去向，很快获悉，彭飞等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潜逃至广东省梅州市。

不久，5名犯罪嫌疑人落网。另有两名嫌疑人在逃，警方正加紧追捕。

2008年11月28日，彭飞、梁某等4人被贵港警方以涉嫌抢劫犯罪执行逮捕；汽车修理厂老板周某因涉嫌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被执行逮捕。（因案件还在调查中，主犯彭飞为化名）

（摘自《廉政 望》第4期上作者 陈远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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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元的温馨[转帖]

　　

　　很小的恩惠而施得及时，对受惠的人就有很大的价值。

　　——德谟克里特

　　克拉克的父亲带着他排队买票看马戏。排了老半天，终于盼到在他们和卖票口之间只隔着一家人。这家人让克拉克印象深刻：他们有８个在１２岁之下的小孩。他们穿着便宜的衣服，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钱，但全身干干净净的，举止很乖巧。排队时，他们两个两个成一排，手牵手跟在父母的身后。他们很兴奋地叽叽喳喳谈论着小丑和大象。克拉克想：“今晚想必是这些孩子们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了。”

　　他们的父母神气地站在一排人的最前端，这个母亲挽着这个父亲的手，看着她的丈夫，好像在说：“你真像个佩着光荣勋章的骑士。”而沐浴在骄傲中的他也微笑着，凝视着他的妻子，好像在回答：“没错，我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卖票女郎问这个父亲：“你要多少张票？”

　　他神气地回答：“请给我８张小孩的票和２张大人的票，我带全家人来看马戏。”

　　然而，得到售票员的回答后，这人的妻子扭过头，把脸垂得低低的。这个父亲的嘴唇颤抖了，他倾身向前，问：“你刚刚说是多少钱？”售票员又报了一次价格。

　　这人的钱显然不够。但他怎能转身告诉那８个兴致勃勃的小孩，他没有足够的钱带他们看马戏？

　　克拉克的父亲目睹了一切。他悄悄地把手伸进口袋，把一张２０美元的钞票拉了出来，让它掉在地上（事实上，克拉克家一点儿也不富有），他又蹲下来，捡起钞票，拍拍那人的肩膀，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你口袋里掉出来的！”

　　这人当然知道原因。他并没有乞求任何人伸出援手，但深深地感激有人在他绝望、心碎、困窘的时刻帮了忙。他直视着克拉克父亲的眼睛，用双手握住克拉克父亲的手，把那张２０美元的钞票紧紧夹在中间，他的嘴唇在发抖，泪水忽然滑落他的脸颊，他回答道：“谢谢，谢谢您，先生，这对我和我的家庭意义重大。”

　　克拉克和父亲那晚并没有进去看马戏，但克拉克觉得自己的收获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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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人的慢节奏生活 [转帖]

　　来到阿根廷，才发现阿根廷人真的很会休息。许多阿根廷人都是早上9点或者10点后才到岗。从午休开始，上班族有充分时间喝咖啡，或坐在室外享受阳光，写字楼外的草坪上也会躺着一些睡午觉的人。就这样一直拖到下午两三点钟，估计下午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四点多钟，大街上就挤满了开车回家的“下班族”。
　　阿根廷
的饭馆都是晚八点开门，但实际上准点去的只有少数阿根廷人和中国人。大多阿根廷人一般会在我们吃完了抹抹嘴往外走的时候才陆续到达。晚饭在觥筹交错中进行到午夜。如果是周末，半夜三四点还能听到外面的音乐声和笑声，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要让自己在周末的夜晚彻底放松。连一些做苦工的秘鲁人或玻利维亚人，在粉刷完一面墙壁或者安装了一个管道后，也会扔下手中的工作相约去喝咖啡。如果周末你要求加班的话，他们会摆出一大堆道理，表达要尊重他们休息日的想法。所以，一到周末尤其是周日，首都的街道空空如也，店铺全都铁门紧锁。他们才不会像中国人那么有经济头脑，趁机在周末大捞一把，他们的理念是“会休息才会工作”。

　　在这里的中国人都会抱怨阿根廷人办事效率低下。办个手续，没有几天是下不来的，而这些手续在中国办也许只要几分钟。有一次，我去阿根廷航空公司办事处取票。接待我的老太太非常和蔼，她慢慢地把我的订票号敲在电脑上，发现我用的是中国护照时，就放下手中的活，开始问东问西。我力争把话题打断，让她尽快给我办票，终于在她停顿了好多次之后，开始给我打票。遗憾的是，打印机卡纸了，她又跑到其它柜台请求别人的帮助。此后，她对中餐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向我打听烹制方法，还跑到同事那儿去讲个不停，一堆人说得兴致勃勃。当我走出大厅时，发现我已经在里面呆了整整两个小时。

　　阿根廷人不仅手“慢”，算账的方法也“奇特”。超市收银员的收款速度绝对比国内超市慢两倍。找钱的时候更慢，而且用的是加法。比如我花了32比索，我给他100比索，按说直接找68比索就行了，可是他不。他就要先给我8比索，然后给我10比索，20比索，直到加上我花费的32比索，凑够100比索。这种思维让我到现在都无法适应。

　　(《世界新闻报》3.27　尹晓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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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粉增白剂禁与不禁背后的利益之争 [转帖]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苏 岭 发自北京

　　禁与不禁背后的利益之争

　　在这些理据之争的背后，两派皆认为最深切的原因是利益之争。

　　全国最大的面粉改良剂生产商——郑州海韦力食品工业公司董事长郭士军是坚定的反对禁用派。郭认为，大面粉厂之所以要求禁用，是为了打压中小面粉厂。因为“一些小面粉厂使用增白剂后，面粉的加工技术提高了，冲击了一些大面粉厂的生意”。并且，大面粉厂往往不敢用增白剂，这样，小面粉厂的面粉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南方周末调查发现，大型面粉厂也并非如郭所认为的不敢加增白剂。北方某大型面粉企业副总经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只是小包装，销超市的面粉不加增白剂，大包装销往城市郊区和邻近省份的都加。深圳面粉厂情况相若，总经理杨文军说该厂大包装由客户要求决定，总体有50%加。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亦持同样观点。他和郭士军都是坚定的反对禁用派，郭与陈关系熟稔，称陈为“陈老头”。郭士军所在的郑州海韦力食品工业公司，就曾承担《稀释过氧化苯甲酰》国标的起草工作。与国内其他食品添加剂厂不同，海韦力公司主要生产过氧化苯甲酰，年产值四五千万元。

　　主禁方也因海韦力公司等的介入，指责食品添加剂企业在对食品安全政策施加影响。在数次协调会上，卫生部指出禁用会导致食品添加剂厂破产，员工下岗。国家粮食局某内部人士反对这种观点：“国内生产的所有面粉全部加过氧化苯甲酰，它的总价值还未到1亿。与国人食品安全相较，这难道是值得国家专门扶持的行业？”

　　在主禁方看来，使用增白剂，可能掩盖一些面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产品质量缺陷，“以次充好”。

　　事关食品安全的毒理研究很落后

　　其实，无法拿出确凿的科学理据是双方的软肋。

　　在中国毒理学会主任委员韩驰的印象中，过去领导的研究室做一项食品标准，要准备数万份食品，做动物实验、人群调查，花几年时间和数百上千万元，然后才能制订允许摄量。

　　而现在，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食品科学技术室主任霍军生介绍，卫生部做一条标准只给两三万块钱，“这钱连组织各地专家来开会都不够”。现在国内的大部分标准是参照国际的，因为自己的研究力量不足。

　　国家药物安全评价监测中心病理学顾问、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毒理学系教授李寅增则认为，对添加剂，做单一的毒理实验是不够的。因为现代人会同时接触到多种人工添加剂。多种添加剂加在一起，对人到底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呢？国内这方面做得毒理实验很少。而国外在这方面的发展非常快。

　　中国毒理学会主任委员韩驰认为，“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太多，卫生部招架不住。花几年做一个标准不太现实”。他了解到，这次三聚氰胺的问题爆发之后，制定标准“基本上是靠参考文件，基本上靠JECFA”，而非严谨的实验。

　　李寅增认为这类匆忙制定的标准常是各方妥协的结果，而“不是真正科学的东西”。他举了奶粉中三聚氰胺含量标准的例子，他认为奶粉里不应有任何含量的三聚氰胺。但是，“有院士认为，牛奶中的少量三聚氰胺可能会从其它污染源转化过来。他说定含量为零之后，一旦查出来有的话，(奶粉)都作废，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于是定一个0.2PM的量。”

　　主禁方并未因国内缺乏过氧化苯甲酰毒理的研究而却步

　　2008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平提案“尽快出台新的小麦粉国家标准”，要求通过国家粮食局的小麦粉标准草案。十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签名支持。

　　收到提案后，国标委在当年5月向粮食局等单位称：“要考虑相关利益部门各自的利益问题，这不是一个部门能定的事。”同时，国标委还向粮食局等单位反馈了卫生部不禁过氧化苯甲酰的原因。卫生部提出，“叶酸，在小麦里含量不高，可以从肉类、蔬菜等获取”。

　　冯平不满意，7月7日又给全国政协写万言书，特别提到“欠发达地区主要从主食面粉中获取叶酸等营养素”。

　　因此，7月28日，国标委再次组织卫生部和国家粮食局召开协调会。当场还是未能统一意见。8月13日，卫生部发函国标委，坚持反对禁用面粉增白剂。

　　9月19日，国标委答复冯平，提出了妥协的方案，其一是在目前添加了增白剂的面粉和面制品中，强制标识“增白小麦粉”，“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限制和逐步淘汰化学增白剂在小麦粉中的使用”。

　　其二是将尽快修订《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取消过氧化苯甲酰作小麦处理剂使用”。

　　冯平对国标委的答复并不很满意。冯平认为，小麦粉中禁用化学增白剂，属“保护人类健康必需的措施”，符合世贸协议，技术实施并无障碍。现行的小麦粉标准已历经20年，他认为新标准出台前，应特别征求消费者和规模以上面粉加工企业的意见，避免朝令夕改。

　　三聚氰胺事件后，在2008年9月24日的全国粮油会议上，北京古船食品有限公司等55家企业，第五次联名呼吁禁用面粉增白剂。会后，联名增加到一百多家。这份呼吁书，预备递交给国标委。

　　随后，“国标委觉得也到了该解决的时候”，10月30日上午，国标委组织主禁方与反禁方再次坐到一起。

　　此时，正值国标委要求2008年年底前日完成制定和修订4000项食品、消费品安全性能要求等标准。三天的会，其他标准都在会上一提就能过，惟有面粉标准研讨会耗时一上午而不能立即解决。

　　中国粮食协会小麦分会秘书长赵奕说，商务部、发改委、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都在会上同意取消面粉增白剂，只有卫生部反对。

　　对此，相关专家也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毒理学会主任委员韩驰认为：“现在要尽早禁止，否则会很麻烦。”

　　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食品科学技术室主任霍军生认为，应就增白剂问题，尽快对行业与消费者的各类意见作调查，否则会出现“那些加了增白剂的面粉企业占便宜，好企业不加了却卖不出去”的局面。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主任于小冬认为，根本性的改变还需靠消费者，“消费者应停止对‘白’的盲目追求”，否则市场上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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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究竟在喝什么? 看XX巨头如何忽悠大众[转帖]

　　摘要：由于企业不断在名词上进行创新，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吃什么，而且企业可以很容易的改变名词的含义而逃避责任。同时，由于我们并不知道企业添加物质的品种和剂量，所以很容易造成中毒或者过敏。

　　21CN“3·15”专稿

　　作者：北京大学免疫学系 王月丹 博士

　　最近，正在召开两会，会上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关于简体字与繁体字，何为规范的问题。由此我想到了牛奶用语的规范问题。曾经有一位记者问我，“从您的分析和调查来说，我们还能不能喝牛奶？要不要喝牛奶？”我很坚决地回答：“当然能喝，当然要喝！但是，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的是我们喝的是牛奶。”

　　我们现在从商店里能买到的“牛奶”，是不是牛奶呢？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很难回答。因为牛奶其实就应该是牛的乳汁，但是我们能买到的却是很多含有不明成分的乳状溶液。

　　“还原乳”？ 为掺假造假提供机会的奶粉溶液

　　我们经常看到奶业厂家使用的一个名词，“还原乳”。什么是还原乳？据解释，就是将牛奶制成奶粉，然后再用水溶解，制成的“牛奶”。其实，这应该称为\"奶粉溶液\"更加准确。有了最后这一步还原，还原时水的比例也由厂家说了算，这其实就是一个掺假造假的机会。我们知道酒也可以通过兑水而造假，不过可以通过酒精度来进行检测。

　　牛奶的质量标准，却长期没有得到重视。一直通过氮含量测定作为标准，而这个标准可以通过向牛奶中加入尿素（如添加牛尿等）和三聚氰胺等含氮物质进行蒙蔽。有人提出，可以用有机氮作为标准，其实也会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如向牛奶中添加大豆蛋白等劣质蛋白，甚至皮革水解蛋白等垃圾蛋白，也可以轻易骗过这样的检测。所以，我曾经带领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学生，采用了一个比较难受到外界干扰的指标--免疫球蛋白含量，对市售牛奶的品质进行了检测。

　　检测结果很令人担忧。在很多市售牛奶中，其免疫球蛋白含量都明显低于新鲜牛奶，有的甚至几乎检测不到免疫球蛋白的存在（请参考《亚太传统医药》2007年第4期《牛奶的免疫指数与人体健康》一文）。

　　当时，我就提出我们的牛奶有问题，被大量兑了水，或者说还原大了，而且可能有不明添加的成分。结果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企业和公众的重视，直到三聚氰胺事件的爆发，我也才知道牛奶中究竟被加了什么。

　　牛奶中究竟被加了什么？

　　牛奶中被频繁加入了很多物质。这些物质有些可以说出名字就明白是什么，如芦荟、维生素D和钙等等。有些就说不明白了，如乳化剂、甜味剂、增稠剂和防腐剂等等。还有就是在故弄玄虚了，如OMP、CBP、益生菌和益菌因子等等。

　　加这些物质，我个人认为主要有2个目的。

　　首先，就是掩盖牛奶的低劣品质，如添加三聚氰胺增加蛋白质的检测数值以及改善还原乳的口感。还有就是牛奶中存在有细菌（请参考《亚太传统医药》2007年第4期《牛奶的免疫指数与人体健康》一文），由于我国对奶牛的管理和牛奶的保存技术水平低，牛奶中的细菌含量很高，制约了牛奶的等级检测，于是有人就添加了所谓益生菌掩盖牛奶中的其他细菌，以逃避检查。还有就是在牛奶中添加抗生素，同时添加内酰胺酶，掩盖抗生素的残留。总之，手段和技术颇多，可谓费尽心机，我们的很多科研经费也都浪费在了这些造假技术的开发上了。

　　其次，就通过添加剂，企图获得超额的利润，如加钙、芦荟和OMP等等。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牛奶中额外添加这些成分，这些成分其实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有害。例如，补钙超过2000毫克/天就可能引起钙中毒，高钙还可能导致泌尿系统结石；芦荟则含有蒽醌类化学成分有一定的致癌作用，同时，孕妇应该避免使用含此成分的药物或食品添加剂，以免造成胎儿损伤或流产。有研究表明，芦荟全株叶液有毒，口服中毒引起恶心、呕吐、腹泻、腹痛、血便、里急后重，并可损害肾脏，引起蛋白尿、血尿。而OMP则是最典型的添加物质了。

　　蒙牛的OMP究竟是什么？

　　2006年，蒙牛乳业宣布第一款中国企业自主研发的世界领先牛奶产品问世--OMP技术和蒙牛特仑苏OMP牛奶研发的成功。该公司宣布，OMP即造骨牛奶蛋白(Osteoblasts Milk Protein)，作为一种天然活性牛奶蛋白，它在有效提高人体骨密度方面具有独特的机理和效果。它在牛奶中只有微量存在，并可直接对骨骼发生作用。据蒙牛公司聘请的专家介绍，OMP可以增加人体内\"造骨细胞\"的数量和活性，促进骨骼合成代谢，从而有效地促进健康骨骼的形成，促使骨量增加。这提示这种OMP可能是一种生长因子或具有生长因子样作用的物质（如IGF-1等）。

　　这个OMP曾经让我冥思苦想过很长时间。方舟子先生说，OMP就是IGF-1，我一直都很怀疑，因为IGF-1很贵，而且很难制备，蒙牛真有这个技术，卖IGF-1比还原牛奶赚钱多了。当时，有人说特仑苏有IGF-1，所以可能致癌。为了消除人们的疑虑，我对特仑苏的OMP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首先，通过ELISA检测，发现特仑苏的IGF-1含量与其他牛奶无异；其次，通过电泳，也没有发现特仑苏中含有大量的与IGF-1分子量类似的物质；最后，经过体外细胞培养也未发现特仑苏蛋白有促进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所以，基本可以排除特仑苏含有IGF-1的可能性。我立即发布了我的结果，并分别质问了方先生和蒙牛，然而方先生一直坚持他是根据蒙牛的专利推测的，而蒙牛则一直未予理睬。直到今年，在质检总局的压力下，蒙牛才承认OMP是MBP（牛奶碱性蛋白）），其主要成分为LF（乳铁蛋白）, LPO（乳过氧化物酶）, cystatin C（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因子 C）, kininogen fragment 1-2（激肽原片段1-2）, and HMG-like protein （HMG样蛋白）等四种成分（见FDA 官方声明No. GRN 000196）。这些成分均与造骨无关，其生物学作用却很令人担心。首先，LF是一种抗感染因子，但作用与溶菌酶一样，很温和，在眼泪中就有很多，如果指望它起作用就象作手术用眼泪消毒一样可笑；其次，LPO（乳过氧化物酶）可以催化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和次卤酸等强氧化剂，可以产生杀菌作用，但可能在体内导致细胞凋亡，加速衰老，并与肿瘤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而蒙牛不愿意承认的后两种成分就更令人担心了。cystatin C（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因子 C）是一种最新发现的胸膜炎标志蛋白，其含量不仅与胸膜炎（如结核感染）有关，而且与肾损伤和心血管病有关，同时其还是哮喘发生的相关因素（Filer G, Priem F, Vollmer I, et al. Diagnostic sensitivity of serum systatin for impair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J］. Pediatr Nephrol, 1999;13(6):501-506）。而kininogen（缓激肽原）则可以被蛋白酶水解成缓激肽，后者具有强而持久的平滑肌痉挛和血管扩张及通透性增强的作用，可以导致腹痛、腹泻、哮喘、水肿和血压下降等作用。因此，过量添加肯定不好。

　　“益生菌”：不益生，反害身

　　牛奶只是我国食品行业混乱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种混乱局面的典型代表就是食品（如牛奶）术语的不规范。在食品行业的潜规则下，诞生了很多类似于黑话的学术名词，如三聚氰胺被称为蛋白精等等。同时，还诞生了很多为了宣传而用的名词，如OMP 、CBP、益生菌和益菌因子等等。卫生部对OMP已经做出了无害的认定（尽管，我不认为这个认定是严肃而认真的，可参考我的博客http://blog.21cn.com/newssxse#article_page_1），我不想多谈了。这个益生菌对于人体，绝不是其宣传的那么有益和安全。

　　关于“益生菌”，所谓“国际营养学界”普遍认可的定义是：益生菌系一种对人体有益的细菌，它们可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服用，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已发现的益生菌大体上可分成三大类，其中包括：①乳杆菌类（如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詹氏乳杆菌、拉曼乳杆菌等）；②双歧杆菌类（如长双歧杆菌、短双歧杆菌、卵形双歧杆菌、嗜热双歧杆菌等）；③革兰氏阳性球菌（如粪链球菌、乳球菌、中介链球菌等）。此外，还有一些酵母菌与酶亦可归入益生菌的范畴。

　　就算所谓“益生菌”只是这些人提到的双岐杆菌等。其实，也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双岐杆菌等所谓\"益生菌\"引起的感染及脓毒血症屡见不鲜，且对丁胺卡那等肠道常用抗生素高度耐药。

　　因此，盲目使用“益菌因子”促进所谓“益生菌”是很危险的，可能造成健康的潜在损害，更没有任何提高免疫力的意义。就象用造骨蛋白促进骨骼生长，可能促进肿瘤生长一样。

　　所谓益生菌不但不能益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反而可以导致人体的死亡。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医学中心发布的消息指出，从2004年到2007年，这个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对296人开展临床实验，以研究益生菌是否会影响胰腺炎。实验结果和研究人员的预想大相径庭：被注入益生菌的一组病人，不仅没有受益于益生菌的“关照”，死亡率反而更高，注入益生菌后死亡率提高到未注射组的近3倍。这是有人第一次以实验数据说明，所谓益生菌的危害。

　　我国引入益生菌的概念有5-6年的时间了，很多人宣传其可以提高免疫力。但是，即使我们这些专业免疫学的研究人员也很难判断其效果，不过其引入新的感染原却是确定的。

　　西班牙就曾有过这样的病例，3名患者感染了真菌血症后死亡。后来经调查发现，这几名患者都摄入过一种益生菌制品，用来治疗腹泻，但由于这几位患者本身已经存在严重免疫缺陷，而治疗时又把新的菌群带入到患者体内，引发新的感染，造成了菌血症的发生。

　　益菌因子：真的有益人体吗？

　　所谓“益菌因子”是指促进人体内有益菌增殖的因子如：GOS（低聚葡萄糖）、Inulin（菊粉）、FOS（低聚果糖)等等。由于不能被人体降解和吸收，可以吸收食物中的水分，大量使用可以产生腹泻的效果，胃肠功能不佳的人应该避免使用。很多研究表明，摄入菊粉和低聚果糖，会增加盲肠和粪中丁酸的含量。丁酸又称酪酸，为无色至浅黄色透明油状液体，具有浓烈的奶油、干酪般的不愉快气息和奶油味，高浓度一次接触，可引起皮肤、眼或粘膜的中度刺激性损害，对环境有危害，对水体可造成污染，具腐蚀性、刺激性，可致人体灼伤。大肠丁酸的产生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还有一定的关系。因此，益生菌及益菌因子对人体的健康都是有影响的，而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应用的。

　　由于企业不断在名词上进行创新，我们在很多时候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吃什么，而且企业可以很容易的改变名词的含义而逃避责任。同时，由于我们并不知道企业添加物质的品种和剂量，所以很容易造成中毒或者过敏。

　　可以说，企业的研发人员在真正的科研素质上的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很多时候，他们总是强调添加的物质无毒，对人体有益，但是要知道随便改变食物的结构是很危险的。如在鱼肝油中大量添加其成分之一的维生素A，也可造成中毒。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卫生部现在认可OMP无毒，可以任意在牛奶中添加不会影响健康的结论值得商榷的原因。

　　建议：杜绝忽悠性产品名词

　　对于这种乱象，有关部门是有责任的，而国家也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制定了《食品安全法》。我认为这是好的开始，但有很多问题还亟待解决。

　　首先，就是要规范学术用语，不能任意创造名词，这样我们才能有的放矢，有检测的目标。杜绝防腐剂和乳化剂等定义含糊的名词。

　　其次，就是建立完善的检测机制和机构，在官方检测的同时，支持和鼓励（如提供经费资助）民间机构（尤其是科研机构和高校）进行监督和检测。实现食品监督检测的透明和公开。

　　第三，严格限制功能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开发，严禁滥用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防止食品通过添加剂以次充好。

　　还有，就是加强对食品生产者（如农民）和公众的食品健康与安全宣传，鼓励企业及其行业协会进行自律，避免片面强调或夸大宣传某种成分的重要作用，鼓励相关专家（如方舟子先生等）为公众提供食品安全建议，同时也应该鼓励相关部门或机构，甚至企业本身以实验为基础，澄清食品安全的质疑。

　　最后一点，是我个人的意见（其实很片面），那就是应该禁止或限制从事饲料研究的企业或专家在一定时期内，参与食品添加剂或食品生产的科研工作，并且禁止或限制科研机构或高校同时进行饲料和食品的科研技术研究与开发。因为无论三聚氰胺，还是益生菌和益菌因子，都来自于饲料的添加剂。这些东西喂猪可以，但是喂人就会对健康有害的。同时，食品安全的研究必须依托基础医学的研究，不能只依赖于营养学等公共卫生或食品技术等研究，避免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

　　（21CN“3·15”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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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式滥用抗生素调查：催生抗药性超级细菌[转帖]

　　被滥用的抗生素

　　黄小洁的相亲再次宣告失败。对方是一个军官，回复介绍人的理由是“她的牙齿不健康”。

　　这已经是黄小洁的第N次相亲失败了，并且依然是同一个失败原因。作为护士的黄小洁拥有清秀的相貌和苗条的身材；影响她相亲结果的，是她一口灰黑色的牙齿——典型的“四环素牙”。

　　黄小洁只是千千万万个因小时候过多使用四环素来治病而导致“四环素牙”的受害者之一。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四环素在中国一度被当成了“万金油”在使用。

　　然而，随后更多种类抗生素的全民式滥用，留下的就不再只是如同“四环素牙”一样的简单印记，而是催生了具有强耐药能力、医生对它几乎束手无策的“超级细菌”——今天，具有强耐药能力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抗生素滥用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

　　如果从弗莱明1929年发表《论青霉菌培养物的抗菌作用》论文算起，抗生素与人类疾病的作战已历80年。然而，当第14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3月24日)来临之际，我们却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世界每年新增将近1000万个结核病病例，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结核病；单在中国，目前就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450万。

　　曾经因为抗生素的杀菌威力而一度近乎绝迹的结核病卷土重来。更要命的是，今天的结核病病菌多数是具有强耐药能力的所谓“超级细菌”，我们仿佛又回到了无抗生素时代。

　　导致这一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抗生素的滥用，促使细菌进化至耐药；同时，曾经遥远的“超级细菌”现在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极度接近。

　　2009年世界防治结核病日的宣传口号仍为“我来控制结核病”。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针对这一主题切实的做法就是：从现在开始，珍惜仅存的抗生素资源，停止对抗生素的滥用。

　　抗生素的中国式滥用

　　中国抗生素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监管不力。按照目前的态势发展，“新的‘超级细菌’还会陆续出现，10～20年内，现在所有的抗生素对它们都将失去效力”

　　本刊记者/蔡如鹏 严冬雪 文/李赫然

　　2009年春节后不久，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的主任医师刘正印碰到了一个棘手的病人。

　　患者是重症监护病房一名年仅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但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刘正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种微生物仅对一种名叫多粘菌素的药物敏感。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但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

　　事实上，即使能找到多粘菌素，刘正印也不敢用，因为病人恰巧患有肾功能衰竭。“拿到化验报告后，我边看边问自己，还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种‘超级细菌’呢？”这位传染病专家回忆说。

　　所谓“超级细菌”，是指那些几乎对所有抗生素都有抵抗能力的细菌，它们的出现恰恰是因为抗生素的使用。

　　刘正印说，这名携带“超级细菌”的患者，在13岁时就被诊断出肺部囊性纤维化——这是一种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因此，在过去的8年，“她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的抗生素虽然杀死了无数试图侵蚀女孩的细菌，但也“锤炼”出了不再害怕它们的“超级细菌”。

　　“超级细菌”的诞生

　　这已不是刘正印第一次遇到“超级细菌”了。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超级细菌”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产超广谱酶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简称MRSA)。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常见的病菌，可引起皮肤、肺部、血液、关节感染。当年，弗莱明偶然发现青霉素时，用来对付的正是这种病菌。

　　在抗生素发现之前，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医院的主要杀手之一，医生拿它根本没有办法。青霉素的问世，使它的猖獗有所收敛。但随着青霉素的广泛使用，某些金黄色葡萄球菌开始出现了抵抗力，能产生青霉素酶，破坏青霉素。

　　为了对付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科学家又研制出一种半合成青霉素，即甲氧西林。1959年应用于临床后，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仅仅时隔两年，在英国又出现了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

　　MRSA对许多抗生素都有耐药性，进化出来后，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据估计，每年大约有数十万人因此而住院治疗。

　　中国尽管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发现MRSA，但这种“超级细菌”蔓延的速度却十分惊人。1978年，医务人员在上海抽检了200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分离出的MRSA还不到5%。“而现在，MRSA在医院内感染的分离率已高达60%以上。”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刚刚完成了一份针对中国抗生素滥用问题的研究报告。这意味着，在医院的病人体内，有超过六成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难以杀灭的MRSA。

　　与MRSA同样具有强耐药性的泛耐药肺炎杆菌、泛耐药绿脓杆菌，则对所有已知的抗生素耐药，它们被称为“超级细菌”。

　　2006年10月，肖永红承担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大政策性研究课题“抗生素滥用的公共安全问题研究”。课题组对北京、湖北、四川、山东、宁夏五省市区的调查显示，目前国际医学界公认的“超级细菌”在中国已十分普遍，它们已经成为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事实上，医院正是“超级细菌”产生的温床。美国传染病学会前主席罗伯特·莫勒林说，MRSA最早就出现在重症监护病房中。10年以前，有关它的所有病例，都发生在医院或者疗养院里。

　　“它们之所以在医院里流行，是因为那里使用抗生素频率与强度最大。”肖永红说。他们调查发现，在中国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达到70%，外科患者更是几乎人人使用，比例高达97%。

　　“由于缺乏相关知识，人们常认为抗生素就是退烧药、消炎药。能用高档的就不用低档的，能合用几种抗生素就不单用一种，能静脉滴注就不口服。这些做法无不助推了‘超级细菌’的肆虐。”卫生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中心顾问专家、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张永信教授惋惜地说。

　　与此同时，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乐意使用新型、广谱抗生素，而这些本来是应该用于严重感染、挽救患者生命的。肖永红说，医院使用最多的10种抗生素中，超过一半都是新型抗生素。

　　耐药性越强，意味着感染率和死亡率越高。肖永红等专家调查发现，在住院的感染病患者中，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11.7%)比普通感染的病死率(5.4%)高出一倍多。也就是说，如果你感染上耐药菌，病死的几率就增大了一倍。

　　据此推算，2005年全国因抗生素耐药细菌感染导致数十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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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的怕老婆史[转帖]

战国时代，伍子胥看见专诸正要跟很多人打架，妻子出来叫他，马上就乖乖地跟回家了。伍子胥很奇怪：一个万夫莫当的大侠客，怎么会怕一个女人?于是便赶上前去询问原因，专诸告诉他：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人，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后来专诸被伍子胥推荐给吴公子光(即后来的阖闾)，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自己亦当场被杀。
　　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十四岁就嫁给杨坚，发誓生死同一。独孤氏聪明仁爱，识达古今，为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天才，在帮助杨坚夺得皇位的过程中建立了很大功勋，与杨坚一起被称为\"二圣\"。然而她天性奇妒，却也为历史上少有。叛臣尉迟迥有个孙女非常漂亮，杨坚偷偷临幸，独孤氏乘皇帝上朝，派人一刀杀了这个美貌女孩。杨坚又悲又怒，单骑从御花园抢出，直入荒山三十多里。大臣追上，拦马苦谏。杨坚叹息：\"我贵为天子，不得自由!\"驻马良久，半夜才回宫。可以说，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级别最高最出名的怕老婆汉子。后来独孤氏死去，隋文帝立刻开始荒淫，不久就掏空了身子死去了。
　　唐朝的管国公任环特别惧怕老婆。他曾对人说：\"老婆有三个时期让你惧怕她。刚结婚时，她端坐在洞房中像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了子女，又像护犊的老虎。难道有人不怕老虎吗?待到年老时，脸上打皱像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难道有人不怕鬼吗?因为这些惧怕老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听的人，都欢呼雀跃，连连叫好。
　　卢夫人，房玄龄的妻子。还是在房玄龄地位卑微时，有一次他病得将要死了，于是对她说：\"我病得快要死了，你还年轻，不可守寡，你要善于侍奉那个后来人。\"卢夫人哭着进入帷帐中，剜出一只眼珠示于房玄龄，以证明自己决不会有二心。恰巧房玄龄的病康复了，房玄龄对她终身都很敬重。
　　唐太宗要赐给房玄龄美女，玄龄再三推辞而不接受。太宗便令皇后召见玄龄夫人，跟她讲明，皇上赐给大臣婢妾之流，朝廷是有严格规定的，也是对他格外优崇的意思。但是，无论说什么，夫人决不回心转意。太宗便传令对她说：\"是要不妒忌而活着，还是宁可妒忌而死掉?\"夫人说：\"我愿妒忌而受死!\"于是遣酌酒一杯送给她道：\"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夫人举杯一饮而尽。毫无半点儿犹豫和留恋。太宗说：\"我尚且害怕看见这种人，何况是房玄龄呢!\"
　　北宋才子陈季常，就是电影《河东狮吼》中的原型，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怕老婆\"怕得最厉害的名人，据说陈季常宴请客人，而当时很流行请****来唱歌助兴，其妻柳氏就在隔壁用木棍敲打窗户，直到把客人都赶跑。
　　陈季常与苏轼交好，苏轼是一个极为风流的人物，柳氏怕自己的男人被苏轼带坏，所以经常给苏轼脸色看，苏轼便写了首诗送给陈季常：\"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苏轼的本意只是发发牢骚，顺便调侃一下老友。却没想到\"苏子文章天下闻\"，陈季常从此名闻遐迩，成了怕老婆的典型。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统兵数万，威震东南，却每闻老婆大人驾到而惶惶不可终日。其部下皆不平，纷纷表示要为大帅教训这个\"悍妇\"。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想给其妻一个下马威。不一会儿，其妻来到营帐，见了这等阵势，却无丝毫恐惧之色，对着戚继光喝道：\"唤我何事?\"戚继光闻言，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说道：\"特请夫人阅兵。\"
　　又有一次，戚继光架不住部下的极力怂恿，冲入家里想用利剑吓唬一下老婆，以振夫纲。当时其妻午睡刚醒，戚继光拿着宝剑大声喊喝以给自己壮威，其妻立马怒吼道：\"你拿着宝剑想要干什么?\"戚将军吓得浑身哆嗦，宝剑掉地，仓忙应答道：\"我想给夫人杀只鸡吃，所以才高声叫唤。\"夫人一听，开口说：\"以后杀鸡再不要大声嚷嚷。\"以戚继光的胆识、地位，天下当没有攻不破的难关，但他也在夫人面前少不了心虚气短，可见\"惧内\"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胆小怕事的小男人之为。
　　康熙年间的宰相索额图极其怕老婆。一天，高士奇见索额图没来议事，就知道他家里又出事了，赶紧派了个使者去叫他。那使者来到索府，却见宰相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趴在地上对着床底大叫：\"你出不出来?\"当朝宰相在床下大叫：\"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使者暗笑，忙喊：\"索相，皇上召您入宫议事。\"却见索额图从床下爬了出来，一边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一边骂道：\"哼，有皇上给我做主，难道我还怕你不成?\"
　　清朝的张曜建立了很多的战功。他的妻子貌美而多才，张曜本来是个大老粗，娶妻以后就跟着妻子学习，像学生对待老师那样对待妻子。其妻经常责骂他，他却能非常高兴地接受，后来竟然也粗通了文略，在担任山东巡抚时，张曜经常向属下夸赞其夫人的能力，还问手下的人：\"你们怕老婆吗?\"有些人笑着说\"不怕\"，这位巡抚大人立马大怒，说道：\"你好胆大，老婆都敢不怕?\"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统兵数万，威震东南，却每闻老婆大人驾到而惶惶不可终日。其部下皆不平，纷纷表示要为大帅教训这个\"悍妇\"。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想给其妻一个下马威。不一会儿，其妻来到营帐，见了这等阵势，却无丝毫恐惧之色，对着戚继光喝道：\"唤我何事?\"戚继光闻言，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说道：\"特请夫人阅兵。\"
　　又有一次，戚继光架不住部下的极力怂恿，冲入家里想用利剑吓唬一下老婆，以振夫纲。当时其妻午睡刚醒，戚继光拿着宝剑大声喊喝以给自己壮威，其妻立马怒吼道：\"你拿着宝剑想要干什么?\"戚将军吓得浑身哆嗦，宝剑掉地，仓忙应答道：\"我想给夫人杀只鸡吃，所以才高声叫唤。\"夫人一听，开口说：\"以后杀鸡再不要大声嚷嚷。\"以戚继光的胆识、地位，天下当没有攻不破的难关，但他也在夫人面前少不了心虚气短，可见\"惧内\"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胆小怕事的小男人之为。

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统兵数万，威震东南，却每闻老婆大人驾到而惶惶不可终日。其部下皆不平，纷纷表示要为大帅教训这个\"悍妇\"。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想给其妻一个下马威。不一会儿，其妻来到营帐，见了这等阵势，却无丝毫恐惧之色，对着戚继光喝道：\"唤我何事?\"戚继光闻言，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说道：\"特请夫人阅兵。\"
　　又有一次，戚继光架不住部下的极力怂恿，冲入家里想用利剑吓唬一下老婆，以振夫纲。当时其妻午睡刚醒，戚继光拿着宝剑大声喊喝以给自己壮威，其妻立马怒吼道：\"你拿着宝剑想要干什么?\"戚将军吓得浑身哆嗦，宝剑掉地，仓忙应答道：\"我想给夫人杀只鸡吃，所以才高声叫唤。\"夫人一听，开口说：\"以后杀鸡再不要大声嚷嚷。\"以戚继光的胆识、地位，天下当没有攻不破的难关，但他也在夫人面前少不了心虚气短，可见\"惧内\"绝不能简单地认为只是胆小怕事的小男人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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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煤管局长贪贿“有风度有尺度” [转帖]

2月18日，记者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临汾市原煤管局局长杨吉春因收受贿赂2192700元，另有5631168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记者几赴临汾、运城等地，独家采访了侦办此案的太原市检察院反贪局，了解了这起反腐大案的幕后新闻。

杨吉春第一次走进省纪委大门，还带着出差时的行李箱，原计划“问完就走”的他，压根没有想到，他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他的极力遮掩下，反而越露越多。

省纪委的此次谈话，主要是针对临汾市原副市长苗元礼涉及的一笔公款去向。也许早有准备，杨吉春对动用公款之事头头是道，谈话几乎将告结束，杨吉春随身携带的一个“小本本”却不慎露馅，办案人员逐页查看，杨吉春面如土色，就在小本本最后一页，写着一串数字。办案人员请杨解释，一直侃侃而谈的“杨局”哑口无言。

经过调查，“小本本”上的数字是一个银行卡号，里面的存款多达310万元，但卡的主人并非杨吉春，而是当地一位企业家。

办案人员随即赶往临汾，这位大老板说，逢年过节，他给领导送张卡，“表示表示”，也属人之常情，但自己送给“杨局”的卡，“冒出这么多钱”，他确实一头雾水。

今年53岁的杨吉春，是万荣县万泉乡人。 2006年6月，杨吉春调任临汾市煤管局局长，此前，杨曾任临汾市煤管局副局长、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临汾监察分局局长。

每一次职务升迁，都令这个科班出身的专家型干部身价飙升，煤老板们无不以认识“杨局”为荣，但杨吉春低调依旧，生活愈加俭朴，为人更加严谨，从不涉足娱乐场所，各种饭局能推就推。“我这样的干部，全临汾难找。 ”落网后，杨吉春也多次向检察官表白。 “我们愿意相信你是个好干部，”办案人员说，“但是，这个卡是什么意思？ ”谈话每每戛然而止。

专案组再赴临汾，前后调查走访了100多位煤老板，“不赖，拿钱就给办事，好官。 ”老板们对杨吉春“如此评价”。

当时的临汾，大小煤矿上千，煤老板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尤其让他们心惊肉跳的是，一旦发生矿难，全市煤矿必定停产整顿。日进斗金的煤老板哪个不想早点开张？各主管部门自然成了公关目标，煤管局长当然成为首选。 “谁能攀上老杨”、“谁和老杨最铁”成了煤老板们暗中较劲的硬指标。

为了攀上杨吉春这棵大树，煤老板们挖空心思，寻找一切时机，给“杨局长”送红包、拉关系。蒲县某煤矿矿长，借与杨吉春玩牌之际，奉送礼金一万元，时机之巧妙，令煤老板们思路大开。

除了逢年过节的例行拜访，杨吉春及其家人的行踪，也成了煤老板争相打听的焦点。

2007年11月，杨吉春的妻子在北京看病，消息传到临汾，煤老板纷纷前往首都探望。

几年前，杨吉春的儿子结婚、过生日，煤老板们奔走相告，杨吉春大摆宴席，收受礼金数十万元。“你们是不是钱多，烧得不行？”记者曾经故作不解，请教一位煤老板，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废话！不跑不送，煤矿能开安稳吗？”“多少人排着队想进贡，还找不到庙门呢。”乡宁县一位煤老板对记者实话实说，“花几万元，换百万元，这买卖值。 ”

在这些煤老板眼中，杨吉春虽然也贪，但贪得“有风度、有尺度”，对于他们拱手送上的礼金，总是拿一半，退一半，这让煤老板们挺惊讶的。

入股煤矿堪称杨吉春的得意之笔，“你当财神爷，我当保护伞”，年终分红，一切尽在红包中。

早在2002年，杨吉春就主动找到矿主李某，要求入股该煤矿，投资30万元。一座投资近亿的煤矿，区区30万元“连个浪花都溅不起来”，矿主李某虽然“热烈欢迎”，但这笔投资根本未入煤矿资本金账。

当年底，李某说到做到，兑现红利10万元，但杨吉春没有领取，继续投入，这场发生在煤老板和主管官员之间的合作“渐入佳境”，煤矿办手续，杨吉春多方关照，李某投桃报李，每年奉送的红利由10万元增至15万元，2007年又翻到了25万元……几年间，仅在李某矿上，杨吉春就收受了85万元。

“一听老杨家产近千万元，大伙都睁大了眼睛。”杨儿时的伙伴、万荣县一位退休教师告诉记者，老杨当官后回乡探亲，“抠抠唆唆”，咋看咋不像有钱人。多年来，老杨一直遵循着几大原则：不树敌、不张扬；不显山露水、不招惹是非；埋头攒钱。

人算不如天算，这位“有口皆碑”的“廉洁局长”最终没能平安到站，仅被追缴的赃款就达400多万元。追缴当日，杨吉春失声痛哭。

（摘自2月20日《山西晚报》作者郭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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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破裂”可以离婚了[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

　　新的《婚姻法》第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现在我们可能觉得，这有什么？“感情破裂”当然应该离婚啦。但在当时，是何等的不容易。

　　这一规定，既明确了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又坚持了离婚自由原则，同时，也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从学理角度看，将感情破裂作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在80年代的中国，不仅具有立法的现实性，而且具有理念的超前性。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婚姻法》除有协议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外，并无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

　　为解决离婚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至1980年均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透过司法解释，我们可感知到，离婚的原因主要集中为夫妻双方不通音讯、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夫妻一方患病、当事人未达法定婚龄。离婚的原则界线则依最高院1963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来处理。意见中指出：离与不离，首先应从“婚姻基础（自由结合还是包办）、婚后感情和离婚原因，来查清夫妻关系是否还可以维持；其次，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的离婚标准，当时被法官们称为“三看一参”：一看婚姻基础，二看婚后感情，三看离婚原因，四还要注意子女利益和社会影响。在这次的离婚标准中，“感情”已经出现，但很弱。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世界各国的离婚立法多由过错原则转而采取婚姻破裂原则。

　　英国是首先实行离婚法改革的国家之一。其1969年离婚改革法第1条规定了离婚的惟一理由——婚姻已无法挽回地破裂。当然，原告应提出婚姻关系破裂的证据。

　　澳大利亚1975年的离婚立法否定了过错原则，而将婚姻破裂取代以往所有的离婚理由，但必须以夫妻分居达12个月作为婚姻破裂的证明。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率先于1970年制定了以“不可调和的矛盾已引起婚姻的彻底破裂”和“不可治愈的精神病”，作为离婚的理由。

　　法国于1975年颁布离婚法，该法于1976年1月生效，该法在放宽离婚理由的同时，把双方相互同意和共同生活破裂作为单独的法定离婚理由。

　　1970年，在联邦德国法律界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同意实行破裂主义原则。1977年7月1日生效的修订后的联邦德国民法典，采纳了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歌雅后来专门撰文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域外各国对离婚问题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许多国家抛弃了离婚过错原则而代之以破裂原则。这一立法主义的变化，深深影响着我国1980年的婚姻法改革。1980年婚姻法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将“感情确已破裂”作为准予离婚的法律根据，而“感情确已破裂”应属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范畴。

　　到底什么是感情破裂，感情破裂是否有标准，感情破裂是否只是一方的态度，这些在1980年的《婚姻法》中都没有明确规定。直到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意见》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归纳了十四种情形，其中的几条规定是：“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满三年，确无和好可能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又分居满一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一方好逸恶劳、有赌博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屡教不改，夫妻难以共同生活的”等。

　　尽管后来国家还对《婚姻法》作过多次修改，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连同“感情确已破裂”几个字，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它的意义在于：不能把不准离婚作为一个惩罚手段来使用。

　　后来不少人把1981年离婚率的上升归因于1980年的《婚姻法》。根据《上海民政志》记载，1980年，上海人离婚的数量是883对，1981年，离婚的有1304对。

　　曾经参与1980年《婚姻法》修订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杨大文，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那是因为过去离婚实在太严了，而1981年后的有一部分离婚是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

　　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黄传会在写作《天下婚姻：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纪事》（文汇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时找到了以下这份材料，那是1982年11月25名妇女联名写给当时的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胡总书记：我们是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受第三者插足的受害者，本不该打搅您，但因国家制定的婚姻法离婚部分有病洞，它使一些缺乏道德的人钻了空子，使好人受气，道德败坏的人得了逞。法院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压制我们这些受害者，客观上起到了助长违法乱纪的人更合法化，我们被逼得无路可走。因此我们25个同志并代表我们43个子女急切地请求您给我们做主，并请您尽快地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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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蓄意制造“感情破裂”“坚决离婚”的幌子下，乱搞两性关系，给多年的家庭、一方或子女带来终身不幸。法院在受理我们案子期间，对有过失的一方不揭露其错误，对其恶劣行为不严厉批评，不谴责，反压制我们这些弱者，强迫我们离婚，我们不同程度地体会了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待遇。法律对人民没有起到教育作用，相反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败坏的泛滥，我们想不通，中央领导一再强调在新形势下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重大意义，可法院同志却强调说：“我们是执法单位，婚姻法没规定讲道德，有意见找立法单位提去。”

　　黄传会认为，1981年离婚率上升和新的《婚姻法》有一定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被禁锢了多年的思想解放了，人们开始追求自由，追求自我，价值观判断也不一样了。过去觉得离婚要么是生活作风不好，要不就是陈世美，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变得宽容了。”（参考2008年2月17日《新闻晨报》，作者顾筝）

　　另据报道，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团”联合到全国妇联****，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在这一轰动事件中，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汇：“第三者插足”。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人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他们全部都离婚了。

　　我们还是回忆一下当时台湾歌手罗大佑的一首歌曲《恋曲1980》：

　　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

　　姑娘你别哭泣我俩还在一起

　　今天的欢乐将是明天永远的回忆

　　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也不能忘记

　　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

　　春天刮着风秋天下着雨

　　春风秋雨多少海誓山盟随风远去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

　　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

　　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

　　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

　　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藉口

　　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