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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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女辱骂中国军人！！军人道歉！[转帖]

一个当时在场的非粉丝的目击纪录 　　知道那武警为什么打她不~~~(原话) 　　　　 武警: 对不起,小姐,请出示出入证, 　　　　 唐大小姐回头斜眼一看,不理 　　　　 武警跑过去:对不起,没有出入证这不可以进入,请出示出入证. 　　　　 唐大小姐:走开,你们这些看门狗,我有急死,误了时间你们这些狗能担当得起吗? 　　　　 武警:请放尊重点,你有再大的事,没有出入证我们都不会让你进去的. 上前拉住她) 　　　　 唐大小姐:拿开你的狗爪子(一脚踢过去) 　　　　武警实在忍不了侮辱了,手抓住她的肩膀往前一推,这一推是成45度角向下推,武警力气都比较大,一推就推的她往地上摔了一角,脸刚好撞在地上 一个新浪网友的留言 打唐笑的战士，山东人，20岁，姓胡。当时唐笑要进入湖南广电大楼，小胡请她出示证件，唐笑不予理睬，继续往里面走，小胡将她挡住，唐笑张口骂了句“看门狗”，并用手中的提包击打小胡，小胡此时仍然只是告诉唐笑没有证件不能进去，这个过程中，小胡挡住唐笑，唐笑又执意要进去，两人不免有身体接触，直到唐笑一腿踢到了小胡的裆部，小胡此时也不冷静扇了唐笑两耳光......事后,对事情的经过,广电保卫部门和武警中队详细询问了两个当事人,唐笑和小胡都在记录上签了字! 　　然而,当面对媒体,面对网络的时候,唐笑摆出了一副弱者的形象!是的,唐笑在体能,力量,性别上是绝对的弱者,但是唐笑拥有舆论的强势,拥有行政权利上的强势,而小胡只是一个小小的武警战士!他所在的部队在舆论的压力下,为了社会的和谐,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这个事情!小胡面临的很可能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这个处分,已经足以让他在部队的一切梦想破灭!这就是两者真正的强弱对比. 　　让人悲哀的是,在整个事件中,许多人怀着同情\"弱者\"的慈悲,或是出于粉丝的狂热,对我们的武警战士进行着口诛笔伐!或许他们觉得是非并不重要,或者因为当前社会面上颠倒是非的事情太多,但是他们在这个事情上的态度已经让所有的军人和曾经身为军人的老兵心寒了——难道我们保卫的就是人民，这就是我们用热血和青春保卫的人民！让我们有所安慰的是：在这场舆论战中，还有许多人公正公平地看待评价了这件事。 　　我们现在的部队，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腐败或者危机，但是当洪水，非典，战争来临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直面危机的，永远是我们的军人，我们最广大的战士胸腔的热血仍在，我们军队80年形成的军魂还在。也许就在这个夏天，小胡就要和许许多多的武警战士一起，走上长沙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去保护那些侮辱她，蔑视她，执意要处分他的长沙女人！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仍唱后庭花，很多事情不能用一种娱乐的态度去轻佻地评论！当许许多多国人不辨是非，仅仅出于自身好恶，指责一位恪尽职守的哨兵的时候，一场民族的危机是不是正在悄然酝酿呢？ 看看他们的帽徽，他们都是武警 强烈鄙视这种行为，不声讨唐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当天晚上 电视台 高层领导 带着武警战士和中队长还有这名战士竟然到 唐笑住的酒店相唐笑道歉~~~~这是什么 世界 事后 有关部门 还传出消息说是要开除着名 忠于职守的武警战士 真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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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农民生活实录 [转帖]

　
　　沈康荣　刘漪　整理

　　　　2006年初，我们在上海市嘉定区和奉贤区对当地农民做了入户访谈，了解当时农业发展和农民实际生存状况以及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喜怒哀乐。

　　居家生活篇

　　　　主副食品，自给自足

　　D女士住的两层楼房是10年前花了两三万元钱建造的。最近，招婿入赘的女儿花了6000元钱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门口修了漂亮的红砖墙，安装了绿色遮阳玻璃，在堂屋和阳台上铺了大理石地板，房间的墙面涂上了蓝色的墙裙，房子看起来很明亮、整齐；卫生间装了抽水马桶和浴缸，虽然浴室没有热水器和淋浴器，但D女士对此已经相当满意了。

　　D女士家的粮食和蔬菜都是自留地里种的，家里还养了3只鸭子，平时吃的蛋类都是自给，只需花钱买点猪肉和鱼。女儿们平时也不给老两口钱，但会买些菜和衣服，看病的钱主要是住家女儿给的。这么多年来，老两口也就只有千把块钱的节余，都放在女儿那里，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去银行存钱。像她家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村里是属于低的，全村四十几户人家，像她家这样的也就四五户。如今全村几乎家家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她家花11万元买房，算是最少的了，还有两三户特别穷的，在镇上没有房子，有两三户特别富裕的，是自己当老板。

　　X先生和老伴儿都56岁，身体还算健朗，一双儿女初中毕业，在镇上工作。X先生的房屋建造于1984年，上下两层共200平方米，是村里集体规划设计的，当时花了15000元。偌大一幢楼房，显得空空荡荡，仅有的一台家电还是上世纪70年代生产的黑白电视机。

　　他的工作是按天计算的，一天约为25元，做一天算一天，一年大约有1万元工资收入。此外还卖粮食，2006年的粮价是每斤0.93元，共卖得1100元。老伴儿除务农外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平时儿子也不给生活费，嫁出去的女儿就更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联系了。青菜和鸡鸭蛋都是自给自足，两口子每月的日常生活开支大约为700元。要有人情往来就显得有些吃力。

　　X先生最为得意的事，就是他在1994年时花了11万(一部分从亲友处借款)在N镇上买了一套商品房，现在儿子正享受着他置下的这份财产。l998年房价上去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再买得起房子了，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靠那点工资收入买房根本不可能。X先生最盼望的事就是享受镇保，那样老年生活就不用担心了。

　　X先生家原来有八亩承包田，由于高速公路征地和村集体转包养虾，目前只剩下三亩。他回忆说，以前除了种田还养猪养羊，搞家庭副业，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全靠那点死工资过活，实际上不如以前。

　　　　收入不够稳定，前景难以预测

　　S先生的家给人以空间宽大的感觉。一幢三层楼的楼房，建筑面积达300平方米。6间卧室3间卫生间，超大的厨房；家中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S先生现为该村某小区区长，月收入2006年为l000元。以养虾为主要副业。妻子在私营企业当临时工，月收入600元，无休息日。按照上级政府的指示，从2006年开始对全村年满l6-55周岁的无正式职业者，给予一次性补贴2000元。夫妇俩2006年开始因“农转非”而享受290元的镇保，并加入每人每年400元左右的镇医保。女儿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合资公司工作，月收入1000元。但是每年收成不一，也有可能亏损。他认为，家庭生活与1985年前比肯定是好了，但总觉得不稳定，前景不可预测。

　　期待社会保障，希望土地征用

　　Y先生看上去颇精明能干，手上戴了一枚不小的金戒指，穿戴在当地农村中可以说是整齐。他用自己的小“奥拓”车把我们从营房村村委会带到一幢三层楼房的院子里停了下来。

　　Y先生家以前靠晒盐和卖盐维持生计，自己从不种粮，靠晒盐也只能养家糊口。1984年，村里集体养鱼虾，收成好时每年可以赚2万，收成不好时要赔2万，到2003年就不养了。村集体的4000亩左右责任田，将近一半被华东理工大学征用，余下部分等着征用。由于土地被征用，所以除16岁以下的小孩，人人都享受镇保，每人每月290元，共两年。在两年期间村里免费提供职业培训，有保安、物业管理、办公软件、烹饪、清洁员、园艺等，每人限选l个专业。他们夫妻俩都选了办公软件，学了后发现难以找到工作，因为没有正式的文凭，年龄也偏大。

　　Y先生的妻子原来在村办企业工作，由于企业停产下岗后又在镇商店里当上了营业员，每月工资635元。由于路远，除去路费和餐费已没剩多少，她就辞去了这份工作，现每月靠290元的镇保。他们希望这个补贴不要只有两年的期限，最好找到工作后再停发。Y先生本人则在村委会当电工，每月收入1000元。此外打一些零工，每月还可以有800元左右的收入。他的“奥拓”车，别人借用的话，一天费用100元。

　　女儿在南桥小学念书，由于路远，每天接送，所以汽油费每月几乎要用1000元。

　　他们希望土地被征用。因为征用后，可以享受镇保，老了以后有保障。

　　后生外出创业，父老居家农耕

　　H先生在镇上开了一家节电器厂，继母在家务农，照看着7.2亩地。家里耕种的农田一年亩产1100斤，收购价一斤0.9元，机耕一亩36元，农药加化肥一亩大约300元左右，水稻国家有补贴，算起来一年差不多有3000元收入。继母不愿意种梨树，因销售很难，种梨树是乡里规划的，经过村里调整，他们租给外地人种。夏种时，家里人都要回来帮忙。粮食吃不完，养了3只鸭子。和以前生活相比，有很大改善。母亲由于农活比较多，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电视也没有时间看。

　　　入住新别墅，也有“难念经”

　　HL小区漂亮的别墅建筑群是专为那些征地农民盖的，整个小区道路整洁，绿树环绕，其间还点缀着一些富有特色的休闲亭，建筑物顶上大都装有太阳能装置。社区行政中心也是一幢现代化气息浓厚的建筑。该小区坐落在嘉定工业区新宝社区，小区有联体别墅1002户，多层282户。

　　T女士的家是一幢两层联体别墅，一楼还有一个车库。走进客厅，布置十分简单，只有一张方桌和四条长凳，地面上有一些零星的杂物，还有一台电冰箱。卫生间和厨房依然是“毛坯”的，厨房里有液化气瓶、煤气灶和电饭煲；二楼卧室里放着一张大床，家具很少。一楼车库里放着两辆自行车，一把梯子，以及其他一些杂物。家中的布置与小区环境形成极大的反差。

　　女主人介绍说，她现在的工作是看护老人，是社区为她安排的，包括车贴、饭贴在内每月的收入大约有890元；丈夫帮人烧饭，每月大约有六七百元。与征地前相比，生活变化不是很大，但米、面、蔬菜、肉类都需要自己买。家里被征用的土地大约有六七亩，青苗损失补偿一亩1000元。现在居住的房子建筑面积164平方米，造价大约29万元。原来房子有290多平方米，拿到50万元房屋补偿金。她说：“没有农忙，不能到田头劳动。生活方式改变后不是很习惯。”

　　新居虽好，问题不少

　　W先生家经历了动迁，户口都从农转为非农，从旧房搬入新房中间有两年的过渡期，政府每月每人80元的补贴根本不够租房，最后他们还是在亲戚家度过了两年。

　　搬入新房后，W先生算了一笔账：原先270平方米的旧房是按1700元/平方米的价格补贴，而203平方米的新房是以1600元／平方米相抵，余下部分折算成钱贴补给他们。新房装修花去了十几万。目前他们可以领到每人每月290元的两年过渡费用。W先生对以后的生活有些担忧，失去了土地后心里总是不踏实。加之房子没有产权，不能进行买卖，所以他没为搬入新房表现出多么的兴奋。以后孩子成家了要和他们住在一起，因为经这样一折腾，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积蓄再给孩子买房子了。

　　他向我们抱怨房子的质量太差，屋顶、墙体和窗体都漏得很厉害，他已经修过多次，但情况仍然很糟。这里的房子都这样，尽管外表漂亮。

　　外来媳妇的理想生活

　　S女士的丈夫是位厨师。公公已经退休，但只是一次性地拿到了300元的“退休金”，现在一家五金厂当临时工。前些时候因为被征掉了一部分田，他们家可以有一人享受镇保，就把这个名额给了公公。现在她公公每月可以领到410元（退休后）的镇保。

　　靠着丈夫和公公的收入，她家的生活在当地也只能属于中下等水平。但是目前店面出租每月300元的收入，以及2006年他们刚建造了门前两排共四间平房出租给外地人居住，也给他们带来了每月600元的收入。

　　S女士家还有三亩多田，其中两亩多已经由村里集中承包出去了，每年村里返回一千元左右。只剩下门前的一点自留地，种点自给的蔬菜，他们已经不能从土地中得到什么收入，成为名存实亡的农民。

　　她似乎对城市生活并不向往。当听说这里有可能成为拆迁户时，她还不希望这会成为事实。她认为商品房式的住宅晾衣服、说话等都得小心翼翼。在她内心里还有着深深的农村情结。

　　劳动就业篇

　　不愿当“地主”，宁可做“雇工”

　　D女士家现在有三亩责任田、四分自留地。以往三亩责任田都种水稻，按照1.5元/斤的收购价格卖给国家，每年有六七百元的收入，一亩田的成本在370—490元，省去雇人插秧和机器耕种的话，一亩田最少也要250元，三亩田就是750元的成本，确实剩不了钱。

　　所以当地农民愿意把田出租给外地人耕种。2007年，D女士的两亩田出租给别人种西瓜，每年可有1800元的收入。但生产大队出台了政策：出租田每亩一年要收取50元的灌溉费。D女士对此很不满。

　　田租出去以后，空闲时间可以去赚些其他的钱。D女士和老伴都给外地老板打工，帮人家洗葱，每斤两毛，一天可以赚10—15元。

　　土地被征租，工作无保障

　　D先生家原来田很多，现在大部分让队里征租包给外地人种了。每年队里补贴约千把元钱，过年前由队长来发。

　　D先生退伍回来后在汽车活动中心做维修电工，每月工资一千多元，妻子在一家日资的毛巾厂当仓库保管员。厂方(日本老板)以前用的都是本地合同工，现在都用外地的劳务工，合同工有劳保，外来工、劳务工则没有。现在合同工越来越少，今后也不知能做多久。D先生的妻子说，现在要担心的事很多，既要担心孩子上学的费用，又要担心工厂关闭，没工作干，私人开的厂里做不稳定。

　　立足农村，服务农业

　　G先生是村委会委员，负责指导农业科技及农作物的除虫灭害，并且还与镇上的农机站有工作上的接触。一周工作6天，上午8点-11点，下午1点-4点30分。村委会委员的工资收入每月大约一千多元。2006年，村委会的平均年工资9400元；村书记7万元，村主任3万多。

　　自己家有一亩二分口粮田，已经租给别人种蔬菜了，一亩一年500元，2007年6月到期，是安徽巢湖地区来的人承租的。他家还有三亩田由村里统一经营，村里根据经营情况返回30％收益，今年收益是一亩六十多元，用于种水稻、苗木。村办企业都转制给个人，村里还造厂房出租。

　　镇上的新工人

　　奉贤区是上海市最靠近海边的一个区，道路整洁、绿树环绕，有世外桃源一般的感觉。X女士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住到区中心NQ镇上来了，当时责任田已经被征用，宅基地和自留地还在。现在居住的一套两室一厅住房，装修在镇上算是比较高档的。看起来，X女士的日常生活与上海市区住在老公房里的居民没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她还是农村户口。

　　丈夫开出租车，月收入大约两千五百元。X女士说：“现在黑车比较多，影响了生意。而且只能在奉贤做，不能跨区域，起步费8元。”

　　家里的2.2亩田作为集体的流转地已被租给外地人耕种，还有宅基地和0.5亩的自留地，也已经给亲戚居住和耕种。1993年征地三亩，被用于房地产开发，只有青苗补偿，其他补偿，整个队有10个名额可被安排到镇上工作，享受镇里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障，但不占编制。大家抓阄，X女士的父亲中签。

　　社会保障篇

　　村民坦言看不起病，盼望享受养老金

　　D女士说，现在看不起病，更不敢到上海市区去看病了。现在村里的合作医疗，每年每人缴100元，如果在村卫生院看病，可以报销70％；在镇医院看病可以报销40％；但如果出了奉贤区看病，就一分钱都不能报了，农民对此十分苦恼。60岁以上的人在村卫生院看病不要挂号费，不到60岁的人就要缴2元钱。

　　D女士把每年缴养老金的条子给我们看，她说：“现在每年要缴二百元，前些年是18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可不缴的话，到老了一分钱也拿不到。言谈之间，透露出她对60岁退休，享受1000元/年养老金的日子非常期待。

　　S女士认为，以前种田一亩要缴二百多元的地税，3年前国家免掉了农业税，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此是比较满意的。但是农民的养老标准实在太低了，60岁退休后，一个月只有75元的养老金，每两个月领取一次。现在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太快，农民的负担没有真正减轻。她十分希望土地被征用，一是可以脱离繁重的农业活动；二是可以享受镇保和领到较高的退休工资。她说，有些地方，田还是可以种，也可以享受镇保，即使上缴200元也愿意，老年人最合算。

　　X女士说，土地征收后，年龄较大的人在失去土地后就没有合适的工作，最大的要求就是看病应该再便宜一点。以前看病问题也很突出，但看病比较便宜。我们这里退休金标准很低，每月只有50-60元，最多一百多元，生了大病后就无法翻身。公用事业部门的收入比较高，导致公用事业的价格比较高，国家应考虑如何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具体方式。

　　G先生说他一般生病不大去看医生，仅开点药。合作医疗是要缴钱才能享受一部分报销，如果不缴钱就不能报。国家企业的劳保，今年用不掉的可以顺延至下一年，但是村里的合作医疗则不能。如果今年没有生病，但缴了钱，第二年没有缴钱却生病了，第二年就没有办法报销了，G先生觉得这很不公平。如果生大病的话，合作医疗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只有医药费才能报销，其他的都不能报。“现在看病价钱很贵，乡下人有了病，都只是忍忍，实在忍不了了才会去看。如果家里有困难，一般是找亲戚，不会找政府。”“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生病，谁生病谁倒霉。”

　　文化生活篇

　　老人串门聊天搓麻将，青年喝茶唱歌看电视

　　X女士在谈到农村的文化建设时说，镇上有电影院、图书馆，还有6个健身苑、一百多个健身点，村里也有，一村一个。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在家看看电视。老人白天无事可干，只能到老年活动室搓搓小麻将。如果没有这些娱乐活动，生活将更加枯燥。虽然有老年大学、老年舞厅、健身设施等，但利用率都很低。

　　D女士平时的闲暇生活主要就是到邻居家串串门、聊聊天，她老伴主要是看电视，但家里没有安装有线电视，看不了几个频道。因为现在有线电视每年要缴158元的费用，而且现在家家都在镇上买了商品房，而商品房都安有有线电视终端装置，再说，村里现在生活着的大多数是老年人，几乎没人装有线电视。D女士说：“电视也看不大懂，就看看黑白的算了。”

　　Y先生现年35岁，妻子32岁，作为一对青年夫妇，平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喝茶或唱卡拉OK，偶尔与朋友聚会或自己家人过生日在餐馆用餐。他对时事政治比较关心，电视播的“新闻联播”几乎每天看。妻子要管小孩，等小孩做完功课，“新闻联播”也就结束了。他的丈人原是村治保主任，现退休在家还订阅一份报纸，大家轮流看这份报纸。

　　T女士介绍说，居委会和以前村委会的差别在于，没有农业活动，邻里间联系比以前要少很多，仅对一起搬过来的人有些了解。社区里面有供儿童和老人活动的设施，不定期地放电影，老人一周可以看一次录像。

　　　（摘自《上海市民意愿调研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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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药代表的三年[转帖]

她不愿意多去想法律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她有着极其简单而且明确的观点：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她“这个卑微的人”所能解决的
　　4月10日早晨8点整，吕雯像上班一样，出现在北京某医院门诊部门口。下午5点，“下班”了，吕雯离开医院，回家。

　　这样的“作息时间”已经执行了半个月。

　　半个月前，公司下达了新的药品开发任务。从那以后，她每天都要泡在这家医院，目的是让公司的药品摆上医院的药房架子，并且出现在医生的处方里。经过半个月的努力，她终于和药剂科主任混了个脸熟，并且成功地找到了愿意帮她“提单”的医生。

　　三年前，吕雯从外地一所医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之后，做起了医药代表的工作。一年前，她应聘到了现在的公司。

　　“和早些年毕业后就去做医药代表的师兄师姐相比，他们是钓大鱼，我现在只能捡点小虾了，还得提心吊胆。”吕雯感叹道。

　　曾经的好时光

　　即使是“只能捡点小虾”，吕雯还是觉得自己幸运。拥有了三年的工作经验之后，她也积累了一些用得上的资源，足以确保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免于失业的恐惧。

　　如果在今年大学毕业，毫无社会资源与家庭网络，吕雯甚至连一份医药代表的工作都很难找。公司开始招聘大量的实习生承担部分代表们的工作，领导们认为，这些实习生们“便宜又热情”。

　　刚开始做的时候，吕雯没少遇到冷脸，被直接撵出来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过了新入行都会遇到的那些坎之后就好了，现在的吕雯能轻松地和医生们打着招呼，去医院的次数反而少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访”上。

　　早几年进入这个行业的医药代表们遇到过好时光。高出吕雯两届的一个师兄实习时就去做了国内一家知名药企的医药代表，毕业一年后就在当地买了房子和车子。这个成功案例在她所在的班级流传了很久，并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他们班同学的择业取向。

　　吕雯毕业的时候，当获得省城医院编制的可能性丧失之后，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医药代表的职业。

　　竞争越来越激烈，从业人员越来越多，每个人能够获得的回报自然就与日递减，月薪普遍过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知名外资药企成为几乎所有医药代表们共同期待的“流奶与蜜之地”，并以成为其中的一员为荣。除了可预期收入的诱惑之外，更为规范化的操作也为他们所向往。

　　一些知名外资药企的医药代表底薪均在5000元以上，与国内药企相比，提成也很可观。只要能顺利地完成规定任务量，一般员工的收入都会超过万元。他们的操作也更为规范，很少直接以现金回扣的方式送给医生，而是多通过送礼、组织活动或者旅游的形式，逐步培养起公司药品在医生心目中的美誉度。

　　吕雯目前的收入只有这个标准的一半左右，前提还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销售指标。

　　不过，高收入也会有高门槛。除了大专以上学历的硬性规定之外，丰富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开发与维护大医院的工作经验成为知名外资药企的基本要求。

　　吕雯现在要丰富的就是这类工作经验，比如正在开发中的这家医院。

　　将利益链完整串起来的人

　　根据目前医疗价格政策规定，除实行“零差率”销售的医院外，其他医院可以施行“药品加成”政策，即在进药价格基础上加价15%卖给患者。

　　1999年后，中国开始正式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药品从出厂到进入医院必须经过当地的医药商业公司，商业公司配送到医院时，一般加价5％。

　　药品出厂价由生产成本和生产企业的利润两部分构成，一般会占到总药价的30%。

　　以吕雯推广的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品为例，医院给患者的价格是每盒30.5元，其从商业公司的进货价应该在26.5元左右；商业公司从吕雯所在公司的拿货价格大约是25元，刨去10元/盒的药品出厂价，剩下来的15元就是他们营销的费用了。换言之，每盒药品里有一半的钱都留在了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

　　吕雯的公司自建了医药代表队伍，只通过商业公司发货。如果他们的药品委托代理公司来销售，则需给代理公司更高的折扣，而代理公司在获得药品的代理权之后，就会通过自己的医药代表负责向医院推广。

　　除了上一任代表交接给她的医院，吕雯今年还有3家医院的开发任务。去年，她成功地超额完成了开发任务和销售指标，在同事们羡慕的眼光注视下领取了属于她的奖品。

　　为了让药品进入医院，吕雯要先找到愿意和自己说话的医生，要从医生的口中套到有用的信息，比如这家医院谁说话算数。

　　一般地，她会先找到药剂科主任，向其介绍自己药品的具体情况，并在相熟之后询问清楚进药的具体“开发费”。这一笔所谓的“开发费”根据医院大小、药品种类会有差别，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甚至有高达万元的，需要一次性地支付给管事的人。

　　有时候，吕雯也要找到该医院主管药事的副院长甚至是院长。在定期召开的药事委员会会议上，他们才最终拥有是否进药的权力。

　　当然在药事会之前，吕雯还需要找到能说上话的医生，请他们“提单”。他们会在药事会上表达对各类药品的临床意见。最后的药事会就成了一个象征性地走过场，所有的工作都在之前完成了。

　　药事会确定进药后，医院药房就会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对其供货的商业公司进货。药品能够进入商业公司的前提是在各级药品招标采购时中标。

　　这样吕雯就完成了她全部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进药前后，吕雯还要找到能够使用该药的相关科室主任和医生，向他们说明回扣的比例，并让他们印象深刻。医生开出一盒药，其能拿到的回扣大约是药价的10%～20%，当然某些高价药的比例会更高。除了按月兑现的回扣之外，吕雯还要不定期地邀请他们参加各类活动，比如学术研讨会、旅游等，以巩固医生对本公司药品的印象。

　　药房负责具体进药的人也不能得罪。吕雯经常送给他们一些礼品，维持良好的关系，这样就不会因为晚进货而让药品断货了。

　　每个月底的时候，吕雯还有求于药房的出纳，打印出每个医生开药的电脑单。电脑单会准确地显示出医生开了多少药，吕雯就会根据这个数据给医生支付回扣。这一业内称为“统方”（统计处方）的过程自然也产生了一笔“统方费”。

　　如果以平均50%的药价作为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的费用计算，其中的5%要确保药品招标过程顺利中标；5%用于“开发费”和打点医院各类人员，医生的回扣一般会占到10%，某些药品可能高达20%，各级医药代表的工资和提成要占到10%左右，剩下的10%～20%就是公司的利润了。

　　在心照不宣中，药品销售已经成为一条运作高效、雨露均沾的利益链条。吕雯就是将这条利益链完整****起来的人。

　　从制药企业，到代理公司，再到商业公司；从医药代表，到医院领导，再到临床医生，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极其迫切的利益冲动，如同注入大江大河的各条支流，终于汇成来势凶猛的药价洪流。

　　风声越来越紧

　　在这家吕雯“盘踞”了半个月的医院，她连第一步都还没有完成，然而风声却越来越紧。

　　今年初，一家医药公司的医学学术会被媒体曝光。所谓的医学学术会并没有多少学术研讨的性质，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对该公司产品的介绍上。参加的医生们都能领到100元的车马费。

　　更多的小道消息在他们的小圈子里面传播，多是哪个医药代表在哪家医院当场被抓，当场搜出记有医生回扣数目的笔记本等。有名有姓，也就显得有板有眼。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医生收受回扣已经触犯了《刑法》中受贿罪的有关规定，给医生们发放回扣的医药代表们自然就成了行贿者。当医药代表们的工作普遍地被人们简化为“开药—送钱”的固定模式时，这个职业的声誉有多差便可想而知了。

　　公司开始提醒吕雯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并出台了一系列的硬性规定。这些规定包括，不要随身携带和回扣有关的资料，尽量不要在医院里送钱给医生，更不要在送钱的信封上面写上该医生的名字。以前的医学学术会也更多地以旅游、采摘、宴请等多种形式予以替代。

　　吕雯倒不是很担心这样的事情。在她看来，国家在全面提高医生的显性收入之前，对于这类隐性收入不会完全取缔，而只是适时予以“敲打”。

　　不过，她还是减少了在做得很成熟的医院里出现的次数，即使遇到相熟的医生也不会表现出特别的热络，只是稍微点一下头，然后快步走开。更多地，她直接通过手机和他们联系。

　　令她有些担心的是，伴随国家对医疗体制改革新方案的出台，目前普遍推行的“带金销售”模式还有多大的生命力。如果到那时，医药代表这个职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对于这个职业的未来，她显然有些迷茫。

　　迷路的小女孩

　　有一次，吕雯碰到一位母亲抱着她重病的孩子在医院门口痛哭，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医院已经拒绝提供治疗。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会在医院门口上演，吕雯鼻子有点发酸，但最终还是离开了。那个时候，她刚刚垫付了一笔给医生的费用，口袋里只剩下当月吃饭的钱。

　　也就是在那个时刻，本来还对医药代表的工作有点抵触的她彻底坚定了做下去的决心。她想，自己一定要挣钱，很多的钱，只有这样，将来孩子才能看得起病。不然，她也只能和那位母亲一样，在医院门口无助地哭泣，然后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

　　在她的人生规划里，医药代表的职业只是当前谋生的一种方式。35岁之后，或者更早，等实现了房子与车子的梦想之后，她会找一个相对清闲的工作，生一个孩子，然后好好地抚养成人。不过，她现在连这个梦想的边缘都还没有触摸到。

　　吕雯不愿意多去想法律或者道德层面的问题，如回扣的事情是否犯法，医药代表的工作是不是有原罪？在这些问题上，她有着极其简单而且明确的观点：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既然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就不是她“这个卑微的人”所能解决的了。

　　吕雯只是以一种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婉在做事。她会准时将与每个人处方量相对应的回扣送到他们的手上，会在各种活动或旅游途中照顾好受邀参加的医生，甚至连药房的工作人员也从没有被遗忘。在医生们生日的时候，她会发送一条祝福的短信或者递上一份并不贵重的小礼物。

　　有些年纪的医生都喜欢和她聊天，并客气地留她在家里用餐。吕雯也会及时地奉上一些赞美，这些好话每个人都会喜欢听。她甚至对一些明显恭维的表达感到骄傲，“自己越来越会说话了。”不过，有时候她也会心烦，并伴随着对工作过度繁复和沉重的反感，但这样的情绪从来不会在医生面前有丝毫的表露。

　　这样的方式总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使是在患者最少的月份，吕雯也会顺利地完成公司下达的工作指标，有时甚至是超额完成。她说，其实医生们都是一些重感情的人，你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也会给予你超额的回报。

　　在对那家医院药剂科主任家访之后的第三天，“回报”终于来了。吕雯接到了药剂科主任的电话，药事会通过了。

　　接完电话，一丝激动掠过吕雯的脸庞，很快又重归平静。她坐了下来，把头深埋进双臂，发出细微的啜泣声，夹带着多日来的疲惫，在此时才勇敢地释放出来，听上去像极了一个迷路的小女孩发出的声音。

　　吕雯说，她就是那个迷路的小女孩。

　　（应被采访者要求，文中姓名为化名）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陈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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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的推销员[转帖]

　　

　　并非所有人都能成功；勇于进取者往往要冒失败的风险。

　　——托·斯摩莱特

　　有一天，明治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原一平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三菱银行一定融资或投资许多公司，银行的总裁串田万藏也是明治保险公司的董事长。若能得到他的介绍……天啊！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兴奋得心跳加快，立即展开行动。

　　他找到公司的业务最高主管、常务董事阿部，恭恭敬敬地说了他的伟大计划，并要求他代为向串田介绍。

　　阿部一言不发地听完他的计划和请求，说：“你的计划很好。如果计划成功，我也很高兴。不过，有些情况你不了解。当时，三菱公司投资明治保险公司时，讲明绝不介绍保险业务。所以，我代你向串田董事长请求介绍信的话，明天我就可能被革职了。”原一平决定直接去见董事长。第二天上午９点，他被带进董事长的会客室。两个小时过去了仍不见董事长进来，他不由自主地在沙发上打起了瞌睡。突然，他觉得肩膀被人摇了两三下，他立刻惊醒，眼前出现了照片上早已熟悉的串田董事长。

　　“你找我干什么？”董事长大声问道。

　　原一平一下子慌了手脚，先前的演练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是明治保险公司的原一平。”

　　“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呢？”不等他说完，串田又来了一句。

　　“我想去访问日清纺织公司的总经理宫岛清次郎先生，想请董事长给我写张介绍信。”

　　“什么，保险那玩意儿也是可以的吗？”

　　每当碰到针锋相对的激烈场面时，原一平暴烈的个性立刻浮现，而且常给对手以致命的反击。他一听董事长这句话，向前一大步，大声骂道：“你这混帐东西！”

　　董事长愣住了，往后退了一步。

　　原一平不解气地继续说道：“你刚刚说保险这玩意儿，公司不是一再地告诉我们推销人寿保险是神圣的工作吗？你这个老家伙还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啊！我要立刻回公司去，向所有员工宣布。”说完，他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去。

　　一冲出门，他立刻为自己的粗野行为懊悔不已。他六神无主地在街上徘徊，泪如泉涌，不知所措。最后他还是回到公司，向阿部详细报告全部的经过，并说打算在向阿部道歉后，立即提出辞呈。

　　这时，电话铃响了。一放下话筒，阿部便面对着原一平哈哈大笑地说：“这是串田董事长的电话，他说刚才三菱公司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年轻人，吓了他一大跳。”接着，阿部拍拍原一平的肩膀说：“他还说你是个优秀职员呢！”

　　更出其不意的是，董事长还邀请原一平去他的住所。在住所，董事长热忱地欢迎原一平到来，把双手按在他的肩上，亲切地与他交谈。谈话结束后，董事长提议去三越百货公司，给他买了新西装、新衬衫、新皮鞋。此后，凡原一平需要的客户，董事长都介绍给他。受宠若惊的原一平认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使他的个人业绩连续１５年居日本全国第一，形成了独霸全国保险市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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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富豪的隐秘世界 [转帖]

　　来源：《凤凰周刊》2006年第36期总第241期 记者 张凡

　　2006年11月26日，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爆炸声起，过去的33天里，山西被埋于井下的鲜活生命达到135个。

　　2006年11月19日，2006国际汽车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山西煤炭富豪看车团再次引发震动。车展首日，5名山西富豪购置了5辆单价57万元的SUV，次日，660万元的劳斯莱斯幻影、648万元的宾利限量版，应山西富豪要求被贴上“售出”标牌。

　　2006年11月2日《福布斯2006中国富豪榜》公布，9位山西煤焦富豪登榜。而此前的10月11日，在大陆广受追捧的《2006胡润百富榜》，史无前例地将14名依靠能源发家，拥有“数十亿身家”的山西富豪列入榜单。矿难与奢华，构成了山西的经济图腾。

　　超级富豪们的台前生活

　　虽然奢华的行为被屡屡曝光，但神秘、低调依然是山西煤焦富豪们一贯的生存方式。

　　没有保镖，也没有随从，贾廷亮，这位新入选《2006胡润百富榜》的山西首富，出现在咖啡厅时身着橙色衬衣，外披黑色风衣，举手投足间并无指点江山之气。这位随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参加了山西———香港洽谈会的商人，刚从美国考察归来。

　　在入选百富榜的那个月，这位私企老板正作为山西省第九次党代会的代表参加投票，以选出山西省新一届的省委领导班子。

　　到咖啡厅之前，贾廷亮刚从山西省经委出来，他的一项业务尽管审批通过，但过程并不顺利，这位身兼党代表与“山西首富”的商人，认为自己在各方面受到的限制依然很多。

　　贾廷亮是“胡润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上14位山西商人中11位来自能源行业的富豪之一。省会太原是惟一出现非能源富豪的城市，除两位焦炭大王姚俊良和张新民外，最后上榜的太原市昌通集团的张三货主营在房地产，但他起家的第一桶金亦来自于能源开发。靠零售和运输起家的华宇集团的赵华山是整个富豪榜上惟一与能源离得较远的富豪。

　　太原拥有4位上榜富豪，成为山西富豪最多的城市。紧随其后的是拥有3位富豪的运城市，振兴集团的史跃武、阳光集团的薛靛民、海鑫钢铁的李兆会，皆于运城起家。李兆会家族曾经是“胡润百富榜”连续两年的山西首富。晋中市入选的三位富豪是同在义安镇的李安民、阎吉英、庞茂堂。吕梁市除占据山西首富位置的贾廷亮外，中阳钢铁的袁玉珠以17.5亿元身家入选。长治市入选百富榜的潞宝集团的韩长安和常平集团的陈忠孝，则是14位富豪中仅有的两位村委会主任。

　　山西产煤量最大的大同、阳泉、朔州，没有一位富豪上榜。一位研究者研判，这不仅与当地国有煤炭企业一支独大有关，还表明这些地区的富豪仍未进入公众的视野。

　　“（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初始学历不超过高中，凭借机遇而获得成功。”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夏冰总结说。除了年轻一代的李兆会和史跃武有过求学经历外，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韩长安是富豪中学历最高的。其他富豪大多属于农民企业家，从开办煤矿、焦厂、运输起家。

　　在企业中设立党支部，进而成为党代表的并非贾廷亮一人，富豪榜上的李安民是山西第一个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同时也是中国工商联最早的委员之一，李安民甚至请到了离职后的官员李英灿为其公司的党委书记。

　　在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上，人大代表、潞宝集团的董事长韩长安总会有一些引起煤体关注的惊人之举，这位村委会主任有时候会直接把自己的建议提交给国家领导人。

　　多数富豪都会被选为省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百富榜上的史跃武，其父史明志之前是河津市政协副主席，并成为连续三届的山西省人大代表。史跃武后来亦成为政协委员。同在河津的另一位富豪薛靛民则从河津市政协副主席升任运城市政协副主席，并成为山西省政协委员。海鑫集团的李兆会则几乎将其父李海仓身上的头衔全部接了过来，以25岁的年龄成为山西省最年轻的政协委员。华宇集团的赵华山也担任省人大代表、省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其他富豪亦都在当地或者省里兼有“顶戴花翎”。

　　“每年山西两会，报名参加政协会的记者都非常多，去年甚至人数超过了人代会。”山西省政协的一位人士说：“他们全是冲着政协委员们来的，惟一的目的，就是劝说那些成为政协委员的富豪们拿出钱来做专版的形象展示。”

　　尽管取得了政治头衔和政治待遇，但富豪们有时在参政议政还会显出另外一面。

　　最早登陆“福布斯富豪榜”的两名山西富豪是李海仓和史明志。但李海仓因与当地一富翁发生龃龉而被枪杀于自己的办公室。身为人大代表的史明志在参加山西省人代会期间，传出嫖宿两名中学女生的丑闻，史在山西警方开始调查前获悉消息，从人代会上神秘消失。随后，官方以生活糜烂、涉嫌强奸案为由免去史的人大代表之职，这一案件至今未结案。在当地政府官员的斡旋下，振兴集团的权力始移交到史明志的儿子史跃武手中，现在振兴集团的公开资料上将史明志此前创业的经历全部删去，将史跃武接班的时间提前，称史在回乡后经过努力，将振兴带上了不断发展的轨道。

　　在前台的聚光灯之外，山西富豪们显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在节俭与奢华之间

　　贾廷亮在咖啡厅喜欢选择僻静的角落，他不讳言自己在太原、北京等地购有多处房产。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投资。他在吕梁市离石区的办公楼，旧主是离石区地税局，这栋七层高的办公楼虽然有点老旧，但地理位置颇佳，贾当时以2000多万元的价格买到手，并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交付了房款。职员们很少见到贾坐在奔驰轿车里，如果有的话，肯定是有达官要人来参观公司。

　　在外就餐，贾廷亮通常喜欢要一碗刀削面，为了省钱，贾经常和部下挤一间客房。

　　焦炭大王李安民自己吃饭时只喜欢点一盘醋溜白菜。李安民60岁生日时，子女们提出要拿出100万元给他买一架小型飞机，被他拒绝。他用这笔钱在镇里办了一个“老年救助基金会”。

　　富豪们在节俭的另一面，亦有出手阔绰之时。李安民在其老家义安村，修建了一所拥有高尔夫球练习场的三星级宾馆。同村的另一位富豪阎吉英则修建了两栋外型相当于王府的高墙大院，气势相当雄伟。当地最有名的两个四星级酒店百乐泰和云峰墅院亦是这两位富豪的产业。

　　在省会太原市最昂贵的写字楼国贸大厦，贾廷亮的大土河公司租下了其中的半层作为办公场所。毗邻的企业则大多是国有垄断企业，一月近百万的租金让普通公司难以问津。

　　在超级富豪们之下，分散在山西100多个产煤县里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们在奢侈性消费方面似乎更为夸张。

　　“就这种纪念金砖，拿100块”，一位上北京购物的煤老板径直对黄金店里的服务员说，服务生起初以为这位其貌不扬的客人在开玩笑，直到这位煤老板把包里的现金拿出来，店主才慌忙调货，满足了煤老板的心愿。

　　酷爱置房的山西商人们不仅出现在北京、上海，他们更是本土房产消费的主角。“温泉游泳池、酒店公寓、高尔夫球场、越野赛车场”，在山西侯马市，标价2800万元的天价别墅竟然也被当地富豪们提前预订了。即使在相当偏远的离石市，太原富豪李珍富仍修建了一座占地400亩的庄园，其中有别墅、花园、车库、家庙、亭台楼阁，甚至还有宏伟的家族式陵墓区。

　　“在一个暴富起来的群体中，最容易形成奢侈性消费，广东富人们最初的黄金宴，湖南富人们修建的豪华陵墓，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群体消费心态。”夏冰说，山西煤焦商人们的奢侈消费也是这种心态下的产物。

　　“首富”背后的富豪

　　山西吕梁，沿307国道一直往北，贾廷亮的公司总部就在离石区的大土河村里。

　　“我不是首富”，贾廷亮说话时露着憨厚的笑容。被“福布斯富豪榜”列为山西首富的姚俊良家族同样拒绝承认自己是山西首富，近几年里各种财富榜中的山西富豪们几乎都认为自己不该上榜。

　　一个被称为是山西“百富榜”的榜单在2006年11月23日公布，这个由山西省工商局主办的“山西民营企业百强榜”已经连续举办三年。在公开的榜单上，排在前8位的富豪都是出现在富豪榜上的人物，入榜的百家企业中，从事能源产业的占到了60家。

　　在这一榜单中占居前三甲的是海鑫钢铁集团的李兆会、安泰集团的李安民、中阳钢铁有限公司的袁玉珠。来自掌握工商营业税部门的数据显然要比胡润的数字精确得多，这一排名在某种程度上更能反映山西富豪们的经济和政治实力。

　　隐没在山西各地的煤炭富豪们毫不声张地累积了巨额财富，只在偶尔“一掷千金”时才会引来众多惊叹。此前默默无闻的大土河焦化企业因短期融资公开了部分资料，高达7亿元的融资额引发媒体追逐。胡润也正是据此将贾廷亮列为山西富豪榜的首位，这让贾非常恼火。在他看来，这样的排名没有任何意义，骤得富名只是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烦忧。

　　显露出冰山一角的富豪们上了财富榜，更多富豪只在当地默默发财。官方资料显示，山西私营合法、四证齐全的小煤窑数量大约在4600多座，在山西整治小煤窑之前，“黑矿”数量也有4000多个。近万名矿主或承包人皆可称为煤老板，此外众多从事煤炭的“衍生产业”———运煤、洗煤和炼焦等，构成了第二阶梯的富豪；如果再算上钢铁、电解铝以及煤化工等升级产业，富豪们的数字还会扩大一倍。最终，将这条黑色产业链都攥在手里的人成为超级富翁，而在其底下则是数以万计的千万富翁们。

　　藏在富豪背后的财富

　　富豪们身后，亦有当地政府官员的身影。

　　在煤炭市场最低潮的年代，山西各县的一些官员们曾被要求到企业去做工作，说服他们去银行贷款。一些官员甚至直接出任煤企的领导，这在当时都会获得上级的奖励。

　　在李海仓执掌海鑫集团时，该集团的一些建设项目，由当地县里四大班子和有关部门的官员担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和指挥部成员，这让海鑫在各个部门一路畅通。时任运城市市长王守祯曾有句名言，“企业内的事，由企业自己解决，企业外的事，都由政府来办。”

　　“请优先考虑地方企业。”在韩长安的潞宝集团购买当地最大的煤炭企业三元煤业时，时任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给市长亲自写了批条。这之后潞宝付出的收购成本在三年内全部收回。

　　政府官员的支持是山西煤焦商人们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必然因素。山西省环保局的一位副局长透露说，晋南地区某县没有一个煤矿，却上马建设了10多个40万吨大型机焦项目，而且都被定为县里的扶持项目，在山西省出台的新政，将机焦的审批提高到60万吨以后，这个县的官员又开始动员企业扩容到60万吨。

　　在沟通一些部门利益的时候，当地主要官员基本上倾力而为。今年5月，刚刚赴任的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带领市长杜善学、副市长尚宪芳、潞城市委书记李进军等官员专程赶赴郑州铁路局为当地私营煤焦企业的铁路运输做沟通。在政府运作之外，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向郑州铁路局捐赠了300万元扶贫基金，韩在捐赠仪式上称“潞宝要发展，铁路是靠山。”之前，韩长安总结出他的企业发展有六大靠山，“政府、铁路、金融、客户、父老乡亲、员工”。

　　当地人习以为常的一个现象是，一些政府官员在去职后会出现在煤焦富豪的企业中。贾廷亮并不愿多谈自己与政府的关系。但贾在自己的公司里聘请了多位前政府官员及国企老总。

　　安泰集团聘请的独立董事中，亦有多名前政府官员，如给予李安民大力支持的介休县原县委书记、后任晋中行署副专员的张松龄。山西省工商局原局长，现山西省私营企业协会的会长赵承亮。运城市地税局原局长张世华则既是安泰的独立董事，同时又是山西海鑫钢铁责任有限公司顾问。安泰公司所在地义安镇原镇长，介休市乡镇企业局原局长王力端则出任该公司的副总经理。

　　这些前官员们在政坛的人脉关系或许会给企业带来更多便利。

　　矿难之后的官员去向，此前从未被关注过。刚刚过去的2006年11月，在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主动做出检讨后，山西又接连发生了3起矿难，黑色的11月中夺走了135条鲜活的生命，而为这几起事件埋单的仅是4位县官。

　　此前引发中国大陆广泛关注，被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直指为其中有“官煤勾结”的山西左云矿难的法律问责在2006年12月5日公布，但被起诉的官员中最高职务者为当地乡党委书记常瑞，量刑2年却获得缓刑3年，其余的官员亦都获缓刑。

　　山西省反商业贿赂部门最新的数据显示，山西纠正官员入股煤矿数字为1126人，投资入股金额17100.16万元。但当地的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数字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撤股的官员多为乡级干部。但县一级的官员们才是真正能给煤老板们提供畅行通道的主力。

　　有红顶，或没有红顶的商人，加上官员，构成了山西的富豪阶层，这些或明或暗的财富构成了山西富豪们的顶极生活。2005年中国首次进行GDP普查，结果发现山西省2004年的GDP少估算了529亿元，排在了广东、北京、上海之后，这项统计的结果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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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养儿防老”不道德[转帖]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

　　　　 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在任何社会里，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许多说不清、也说不完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

　　 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它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2500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化的今与昔

　　　　也就是说，在没有市场提供的各类保险、借贷、股票、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品种的前提下，成家生儿育女，而且最好是生儿子，就成了规避未来物质风险和精神风险的具体手段，即所谓“养子防老”。

　　生儿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又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了的金融品种。父母也许爱子女，也许不爱，这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儿女长大后要“孝”，这是保证父母投资有所回报的关键。“养子防老”是保险和投资的概念，而“孝”则是儿女履行隐形“契约”的概念。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孔孟为了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而设计的。

　　于是，由“三纲”、“五伦”建立并延伸出来的家秩序、社会秩序就很关键了，臣必须服从于君，子必须服从于父，妇必须服从于夫，弟必须服从于兄。这些服从关系是无条件的，也不管有理还是无理。

　　 从儿女出生开始，通过《三字经》等经典将他们嵌入“孔家店”，扣上“三纲”包袱，让他们任何时候都会因不服长者的意愿而内疚得无地自容。这个“孔家店”只有一个目的：保证父母、兄长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有回报。

　　人出生之前是无法选择家庭和出生顺序的，所以，以长幼定名分、责任所实现的利益交易是非自愿的交易。而强制性的交易有悖于个人权利。

　　 不以个人权利但以名分界定的等级结构，的确让中国社会在2500年中基本不变（改朝换代除外），但这种文化也阉割了中国人的个性，阉割了我们的创造力。阉割了个性的结构或许稳定，可代价是中国长期处于温饱和饥饿之间。就以这些年的留美学生为例，我们这些学生以及毕业后留美工作的人，虽然专业水平较高，但跟美国人、印度人、欧洲人相比，儒家文化让中国人往往缺乏个性，习惯于听话，但不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顺从”、“听话”的习惯当然让我们只适合打工。

　　 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

　　国粹派喜欢说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而中华文明则是更高境界的精神文明，其根据似乎是西方近代工业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而中国却到近年才解决温饱。——这种逻辑值得商榷，原因很简单，西方物质生产比东方发达并不必然意味他们的精神文明就落后，而东方的物质生产落后也并不必然意味我们的精神文明就先进。会不会是东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落后呢？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这个问题。

　　第一，精神生活丰富的前提是精神食粮供给丰富，学术和文学艺术又是其主要源泉。中国的学术两千多年围绕儒、法、墨、道家打圈圈，佛教在汉代逐步进入中国后，曾推动过唐宋时期文学、诗词等领域的发展，也出现过宋明理学的发展，但总体上没离开对早前经典的解读和再解读，并且这些哲学与文学发展基本限于士大夫的小社会内，对绝大多数人为文盲的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

　　中国并没像西方那样有系统组织的宗教，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儒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这种缺乏正式的理性与非理性生命观的社会里，大众的精神世界只好由“牛鬼蛇神”迷信来支配，看不出这种精神文明高级在哪里。反倒是汉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明代进入的天主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派扩展了我们的精神资源。退一步讲，“中庸之道”扼杀的不只是物质文明上的创新能力，而且也激发人们不要在精神资源上有“出众”的创新突破。

　　第二，或许有没有以宗教或者理性学术支撑的精神文明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生活重点放在精神追求上，而不是过分追求物质生活。中国人追求的精神生活或许不是宗教性的，而是家庭温暖和亲情。但是，人之间的友情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每个人有不同偏好、不同性格，即使是同父母的兄弟姐妹，性格与喜好也难以相同，他们除了知道彼此是兄弟姐妹而“应该”有亲人关系外，不一定有心灵深处的相通，不一定有出于“自愿”的友情。家庭成员间会因为名分以及相应责任而彼此相依赖、相交往，可是这不等于他们的关系能超出原始情感而达到更高的心灵沟通境界，就像包办婚姻中夫妻知道彼此有责任、是夫妻，但他们之间可能没有“爱”的体验。难以想象在人的个性与自由空间都被压抑的社会里，情感与心理世界能够天马行空，飞翔到朴素感情之外。

　　第三，中国文化的核心重点在于维护“家”的经济功能，轻视其社交与情感功能，这必然抑制中国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从某种意义讲，连温饱问题都没完全解决的农业社会里，“家”的第一功能当然应该是实现家庭成员间的经济利益交换，所以儒家文化里“孝”、“顺从”、“听话”排在第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也在这里，一旦经济利益交换是“家”的最主要功能，人们容易先看到利益，后才是亲情，或者只看到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夹在“家”中，你搞不清亲戚对你好是真好，还是出于利益。在现实生活里，笔者在湖南家乡看到更多的是因为利益大打出手的儒家家庭，而不是突出亲情、突出情感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儒家世界。那种理想化了的儒家世界在中国还没实现过，从内在逻辑上可能也很难实现。说到底，在儒家文化抑制物质文明发展的情况下，传统中国始终没完全走出温饱的挑战；在那种境况下，说精神情感世界里能达到文明顶峰，那只能是奢望。

　　 社会文化的走向

　　
　　当问他们“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时，北京只有12%的人说“养子防老”，而三个村平均有69%的人说“养子防老”，丹东和徐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

　　当被问到“你是不是因为爱小孩而生孩子？”时，北京有55%的人说“是”，而三个村平均只有16%的人说“是”，丹东和徐水仍然在两端之间。

　　通过对总样本的计量分析发现，收入越高同时又买了某种金融保险品种的城市人更容易说“生儿育女是出于感情”，而不是为防老等经济目的。

　　这说明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城市，有了满足生活需要的收入同时又利用保险品种、投资基金等把夫妇未来的经济风险安排好之后，他们更多把“家”看成是感情交流、满足精神需要的社会单元，原来由“家”胜任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市场承担，“孝道”责任逐渐由“爱”取代，经济与金融发展正在改变这些社会的文化。相比之下，在农村，家庭关系仍然以经济交易当先，“养子”继续是规避未来风险的主要手段，而“家”的情感功能就弱，那里更需要儒家伦理来维系隐性经济交易，于是，那里更保留了儒家价值观。

　　那么，中国未来的文化走向会是什么呢？是朝着像北京、上海等发达社区的文化发展，还是要恢复儒家传统、走回传统乡村的价值体系呢？社会文化的走向是个人难以设计的，而是由社会的需要所决定。

　　
　　 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利益交易功能

　　
　　如果要把利益交易从“家庭”功能中剥离，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当然能减轻因利益交换给家庭带来的张力，但也要求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一种新文化，例如，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法律以及保证法治的政权制衡体系，否则，在家庭、宗族之外的市场金融交易就难有交易安全，契约权益无法保障。

　　 把隐性和显性的经济交易几乎完全从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中退出之后，父母可以在退休后仍然保留住自己的独立人格，不需要受后代的支配。对于儿女来说，他们也不用感到“孝”的责任压力，但他们出于爱父母还是可能自愿选择去照顾父母。

　　一旦强制性的经济责任不再存在于父子、兄弟之间，父亲没必要再以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面孔出现在儿女面前，用不着强制儿女无条件地听自己的话并要求在父母讲话时儿女不能还嘴，而儿女则可从“孔家店”中解放出来。父母与儿女间、兄弟姐妹间因经济利益关系引发的张力也就消失了，他们之间可以更平等地注重感情交流和心灵沟通，让亲情、友情成为家庭关系的主旋律。

　　以往，中国人之所以只认自己亲生的孩子，是因为当生孩子是出于经济目的时，亲生的孩子在儒家“三纲”之下更靠得住（交易更安全），而领养别人的孩子到时候难以靠得住，可能没有投资回报（交易不安全）。

　　美国家庭文化没有一套名分责任安排，因此不会强制人去无条件地“孝顺”、“听话”，他们强调的是自由选择，是自愿照顾老人、兄长。换言之，儒家文化会通过向你不断提醒你欠这个多少、欠那个多少，逼着你在内疚得无地自容的情况下去给照顾过你的人以回报；在美国，后代和亲戚更多会因为爱你而自愿给你帮助，不会因为内疚去给你“孝顺”。中国以往的模式是后代供养长辈，而且往往引起后代之间互相推诿责任；在美国，是长辈总想给后代留下多少遗产，并且是自愿的。

　　从表面看，在金融市场把经济交易从美国“家”中剥离出去后，没有了那些你来我往的经济交换，家庭关系好像很没有“人情味”，特别对于习惯于儒家文化的人可能更是如此。实际上，如果儒家的本意是要把家庭建成一个不“言利”、以纯感情维系的基本社会细胞，那么由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功能才是最好的药方，这样，个人空间才能达到最大，他的精神世界才可以更自由地拓展，精神生活才可以丰富。香港、台湾、新加坡、日本或许就是这种改良后的儒家社会，这是否也是中国的走向？

　　 中国文化的出路

　　
　　 时下的新儒家学者还是不能走出用文化来谈文化的圈圈，特别是以儒家文化来评价儒家文化，其结论当然不会是别的，用“四书五经”来看“四书五经”，只能是越看越美。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文化重视家庭，而西方文化则不然。——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重视“家”，只是追求的“家”的境界不同。传统中国的“家”侧重强制性的经济交易功能，西方社会的“家”侧重基于自愿的感情交往功能。

　　在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的农业社会里，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所以“家”的功能很难超出利益交易和保险互助，温情脉脉会过于奢侈，这种社会可能必须要有“刚性”的家庭结构，要阉割个性，否则“家”之内的经济交易就很难有确定性，这就是儒家以及任何传统农业文化的共性。在近代西方社会的生产力上升、人们的收入超出温饱之后，“家”的经济功能逐渐由金融保险市场来胜任，这时的“家”文化没必要那么“刚性”，也不必约束个人的自由，因为感情的交融是逼不出的，只有基于个人权利、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家”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交流才是自愿真诚的，才不是出于“义务”责任感而为的。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儿女都会照顾父母老人，只不过前者可能更多出于“义务”责任感，而后者是出自“爱”，差别即在此。

　　 儒家学者说，中华文化比西方文化更侧重精神生活的境界。——这种结论很难站住脚。儒家文化强调压抑个人世界、阉割个性，让你只知道你的名分，让你丝毫不能有质疑、挑战长者或权威的动向，让你只能按照士大夫给你设定的麻木人生去过日子。相比之下，西方“家”文化已经走出利益交易功能，强调的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让你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世界观去不受制约地最大化自己的精神世界。一种是被阉割个性的精神文明，另一种是个性自由被最大化了的精神文明，哪种境界更高、更能丰富人生之体念？

　　从北京、丹东这样的大中城市的文化观念变化中，我们看到，随着经济和金融证券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大中城市的“家”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经济功能也逐步由金融市场取代，看到儿女时父母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自己的投资和养老保障，也不再把儿女当成自己的财产，“家”已主要是情感交流、心灵沟通的地方。家庭生活不再死气沉沉，而是越来越有个性，父母跟子女间的交往也日益平等，个人自由在中国终于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是中国主流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从原始社会到农业、到工业、再到服务业社会，人类的制度性文化总在随着生产力和金融市场而演变，其整体方向是个人自由空间的最大化，发展就是使个人自由。最初在生产能力低下时，人是迫不得已接受部落公有制，牺牲个人与家庭；一旦农业使人的独立生存能力稍微提高，人们的基本生活单元就从部落归缩到宗族、家族，然后再归缩到离个人更近的“家”；到了工业社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人的温饱需要，金融市场的发展又将经济互助交易功能从家庭剥离出来，使个人从家庭的经济制约中得以解放，给他以最大自由追求自己精神世界的最高境界，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解放了个人。北京、丹东等大中城市文化观念的变迁即证明人类追求自由的自然倾向，这一点不会因人种而异。因此，在今天的发展水平上，儒家基于“三纲”的家文化和由此延伸的政治哲学可以休矣。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2 9:19:2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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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救“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前前后后[转帖]

　　
　　哈斯朝禄

　　1964年2月9日，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两个牧民的孩子放羊时遭遇暴风雪。为了保护集体的羊群，她们与暴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姐姐龙梅被冻掉了左脚

　　拇指，妹妹玉荣右腿膝关节以下和左腿踝关节以下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而他们放牧的几百只羊，绝大多数安然无恙。媒体把她们称为“草原英雄小姐妹”。在随后的40多年里，她们作为爱护集体财产的代表被无数次书写和歌颂。然而，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谁救了龙梅和玉荣，施救者的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日前，施救龙梅、玉荣的哈斯朝禄先生之子那仁满都拉先生讲述了那段经历。

　　我父亲是怎样救下姐妹俩的

　　45年前，我9岁。春节前的一天，我和父亲在白云鄂博采购完年货，踏上了回家的路。上午11点左右，我们看到铁路西的一道浅沟里有一群羊，它们身上挂满了冰凌，在风雪中颤抖着挤在一起。父亲断定这是我们公社的羊。不管是谁放的，它们肯定是走丢了。父亲准备把羊赶到桑布家，再求桑布骑骆驼把羊群赶到我们大队去。

　　我和父亲轰赶羊群时，发现有两只死羊，父亲先背起一只，往附近的车站走去，想寄存到那里。这时，我发现从西边山坡上走来一个女孩。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女孩就是龙梅。当时她的脸冻得发青发紫，靴子里灌进去的雪化了，在她的脚脖子上冻成了疙瘩。龙梅告诉我，她的妹妹玉荣还在山里。

　　父亲救下姐妹俩的过程并不顺利。他本来在发烧，身上没有力气。当他步履蹒跚地把死羊背到火车站的扳道房时，他两腿发软，几乎都站不住了。

　　当时，扳道房里正在值班的工人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姓王。父亲敲开门，向他诉说了事情的原委，说要先把死羊放在这里，以后再让生产队派人来取。那位工人一开始不同意，说值班的就他一人，马上到下班时间了。

　　父亲好说歹说，对方总算答应了，不过他提了个要求，下班之前必须把死羊取走。父亲把死羊安顿好后才折回来，看到了我和龙梅。

　　父亲把龙梅带到附近的一个扳道房，请里面的人帮着救龙梅。这几个工人马上行动起来，给龙梅脸上、手上搓雪——这是冰天雪地里救人最常用的方法。又给她脱靴子，可龙梅的靴子和脚冻在了一起，怎么也脱不下来，只好用刀子划、用剪子铰。

　　父亲冲出扳道房，往邮电局赶。他把电话打到了公社，又找到了白云鄂博矿区领导。矿区很快派来了汽车，还组织了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到山里找到了玉荣。我的耳朵也冻伤了。救护车把我和龙梅、玉荣送到了自云鄂博矿区医院。

　　在当年抢救龙梅、玉荣的白云鄂博矿区医院的工作总结上，有两段文字记录着姐妹俩当时的情况：

　　“患儿龙梅，入院时表情淡漠，不能言语，手指手背肿胀明显，触之冰凉而坚硬，无明显压痛；两脚尚在毡靴内，与鞋冻在一起无法脱下。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冻伤休克及肾功能障碍。”

　　“患儿玉荣，入院时呈昏迷状态。双耳肿胀，眼睑浮肿，瞳孔对光反应迟钝；两小腿自膝关节以下皮肤呈紫色，踝关节以下呈暗黑色，表面有冰层附着，足背两侧动脉消失。初步诊断为：全身冻僵，上下肢冻伤面积28.5%；冻伤休克及肾功能障碍。”医生说，若不是抢救及时，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哈斯朝禄的坎坷命运

　　龙梅和玉荣的故事发生时，著名作家玛拉沁夫和新华社一位记者正好到白云鄂博采访。听说了两个小女孩的故事后马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采访。

　　很快，《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雄小姐妹》。此后，两姐妹的故事传遍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英雄小姐妹”。

　　姐妹俩成了小英雄，父亲和我也为她们感到高兴。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事情的发展完全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父亲救下了龙梅和玉荣姐妹俩。这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媒体报道时，根本就见不到我父亲的名字。姐妹俩获救，似乎和我们父子俩没有任何关系。原因很简单：我父亲哈斯朝禄当时正在被下放接受劳动改造，是被“管制”分子。

　　我们家是蒙古族家庭。父亲小时候家境贫困，为了活命到处流浪，后来上了伪满洲国陆军军官学校。在这所日本人办的学校里，父亲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是不消说的。不过，父亲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1946年2月，父亲参加了革命，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任军事部军政司秘书。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已经是副团职干部。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

　　在出版社，父亲因为过于耿直，得罪了领导，被定为“反动分子”、“内控右派”，不久被开除公职，被管制起来。1962年，他被下放到达茂旗新宝力格公社劳动改造。

　　媒体报道龙梅和玉荣姐妹俩事迹时，遵循的是“哈斯朝禄将功折罪，不见报不表扬”的原则。不报道、不表扬也就罢了，问题是，此后，根据姐妹俩的故事改编的一些戏剧中，父亲渐渐地从一般的“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贼”、“反动牧主巴音（巴音为蒙古语，意为地主、牧主）”，他“偷偷把羊赶了出去，还想杀死姐妹俩”！

　　呼和浩特铁路局对参与救助龙梅、玉荣的几名铁路工人进行了表彰。“头等功臣”就是那位王姓工人。他得了奖章，一口气涨了四级工资。在公开的场合，王姓工人一口咬定，是他最先抢救龙梅和玉荣的。

　　我父亲因为这事心情很不好。他并不是想要受什么表扬，只是想让世人了解事情的****。但在那个年代，这竟然成了比登天还难的事。

　　****是如何大白于天下的

　　从1964年开始，父亲就开始搜集一些宣传龙梅、玉荣姐妹俩的材料。后来，随着对他的批判的升级，父亲一次次地向上级申诉。但这样反而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他被反复批斗，还被关进了监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有了转机。

　　1979年，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当年救助龙梅、玉荣的全过程，也讲了我父亲的遭遇。这封信被刊登在《人民日报》内参上，被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看到了。他把文章批示给内蒙古党委，要求认真调查甄别。

　　内蒙古自治区组织部牵头成立了调查组，找到了当年经历这一事件的所有当事人。1985年1月，调查组得出结论：哈斯朝禄是第一个发现并抢救龙梅、玉荣的人，并建议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对父亲的影响，给予一定奖励。

　　2005年，我父亲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玉荣专程赶到为他送最后一程。

　　　(《名人传记》2009年第8期　那仁满都拉口述　马西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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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美元话费[转帖]

　　　　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智慧与行动则是架在川上的桥梁。

　　——克雷洛夫

　　哈佛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菲娜到一家公司应聘财务会计工作，面试时即遭到拒绝，因为她太年轻，公司需要的是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资深会计人员。菲娜却没有气馁，一再坚持。她对主考官说：“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参加完笔试。”主考官拗不过她，答应了她的请求。结果，她通过了笔试，由人事经理亲自复试。

　　人事经理对菲娜颇有好感，因她的笔试成绩最好。不过，菲娜的话让经理有些失望，菲娜说自己没工作过，惟一的经验是在学校掌管过学生会财务。他们不愿找一个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做财务会计。人事经理只好敷衍道：“今天就到这里，如有消息我会打电话通知你。”

　　菲娜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人事经理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１美元双手递给人事经理：“不管是否录取，请都给我打个电话。”

　　人事经理从未见过这种情况，竟一下子呆住了。不过他很快回过神来，问：“你怎么知道我不给没有录用的人打电话？”

　　“您刚才说有消息就打，那言下之意就是没录取就不打了。”

　　人事经理对年轻的菲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问：“如果你没被录用，我打电话，你想知道些什么呢？”

　　“请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不能达到你们的要求，我在哪方面不够好，我好改进。”

　　“那１美元……”

　　没等人事经理说完，菲娜微笑着解释道：“给没有被录用的人打电话不属于公司的正常开支，所以由我付电话费，请你一定打。”

　　人事经理马上微笑着说：“请你把１美元收回。我不会打电话了，我现在就正式通知你，你被录用了。”

　　就这样，菲娜用１美元敲开了机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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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自购仪器　绘制碳排量地图[转帖]

绘制中国第一幅碳排放量地图，指导人们选择更健康的生活环境。这是“乐活族”女孩王穹涯立下的大

志。3个多月以来，她利用工作之余，跑遍北京各大社区、标志性建筑，测试碳排放量，并用言行影响着

身边人的环保习惯。

　　一个掌上游戏机大小的液晶屏仪器，是王穹涯每天随身携带的秘密武器——碳排测试仪。这是她千

辛万苦在网上淘到的，并且价格不菲。测试仪可以敏感探测到一万个空气单位中二氧化碳所占的比例。

　　“哔哔哔”，在一家咖啡馆内，王穹涯手中的测试仪发出了报警音。“这是因为碳排超过了1000，

可能因为开着空调，空气不流通的缘故。” 王穹涯解释说，在她的测试记录中，一般小区的室外碳排在

400左右，住户室内在350左右。按照相关标准，400以下的碳排，人类感觉比较舒适。超过2000的碳排环

境，就不适合人长期生活。王穹涯见识过的最高一次碳排，是在一辆空调巴士上，当时人特别多，碳排

竟高达2750。

　　“地铁是碳排最低的一种出行方式，建议大家都能选择公共交通，因为开私家车用油100升所排出的

二氧化碳，需要种三棵大树才能抵消。而目前我国每个家庭一年平均排放二氧化碳2.7吨，为抵消这些碳

排放，每个家庭一年需要种植24棵树。” 王穹涯说，在她测试时，经常有不明白的市民过来看热闹，她

就会不失时机地向大家解释减低碳排的好处。

　　在王穹涯的环保博客里，不少环保爱好者都在关注她的碳排测试进展。她说自己经常逛国外的环保

论坛，知道国外有很多人在做与碳排放相关的保护工作，她也希望自己能带动更多的人追求环保的“乐

活”生活方式。

　　目前王穹涯的测试已经完成一大半了，她准备将每个地标的测试结果用文图结合的方式标注，通过

网络发布，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能直观地看到碳排放量低的“绿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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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新标10月执行 首次严限潜在致癌物溴酸盐[转帖]

　　2009年03月19日 来源：南方日报 吴旦颖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近日发布《饮用天然矿泉水》和《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两个国家标准,其中对溴酸盐含量作出规定,最高不得超过0.01mg/L,与世界卫生组织的限定值一致。同时增加了粪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产气荚膜梭菌3项微生物指标。

　　严格限定澳酸盐等致癌物

　　日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饮用天然矿泉水》和《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两个国家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2008)实施时间为2009年10月1日,《饮用天然矿泉水检验方法》(GB/T8538-2008)实施时间为2009年4月1日。该标准最大的亮点在于增加了溴酸盐及三项致病菌指标,同时删除了菌落总数。

　　据了解,旧的《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已经10多年没有修改,其中并没有溴酸盐含量这一块内容。旧标准是1987年由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地质矿产部、卫生部和轻工部等三部制定和发布实施的,曾于1995年进行过一次修订,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溴酸盐在国际上被定为2B级的潜在致癌物,它是矿泉水或山泉水等天然水源在经过臭氧消毒后生成的副产物。在国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环保局所规定的饮水中,溴酸盐最高允许浓度在0.01mg/L以内。我国矿泉水新标准中该项指标已与国际一致。

　　广东省瓶装饮用水行业协会会长罗坦表示,新标准虽删除了菌落总数,但更强调了致病菌,增加了粪链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和产气荚膜梭菌3项微生物指标,实际上对矿泉水的生产质量管理和检验要求更严格。检测费将会有所增加。

　　或大幅提升生产门槛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5年～2008年,菌落总数超标是导致饮用水产品抽检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而正因为菌落总数限定严格,致使众矿泉水企业为控制菌落总数而加大臭氧投放量,也增大了致癌物溴酸盐产生的几率。

　　记者从多家水企获悉,如要在10月1日前达到新标要求,必须先进行设备的改造,根据企业规模,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因此,业内人士分析,新标准不仅是新增溴酸盐和三个致病指标那么简单,不少企业认为新国标的实施极有可能导致行业大洗牌。同时不排除有水企为降低成本而转型生产纯净水。

　　据悉,现在大多数矿泉水企业都为溴酸盐而头痛。一方面设备的改良最少也要几十万,多则几百万,主要看企业规模的大小。同时,企业的工艺、设备、技术、检测仪器都要调整改造,包括标签的修改等。目前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大家公认的方法来解决。

　　据了解,由于溴酸盐是臭氧杀菌的副产物,臭氧是公认最有效的消毒方法,用什么技术来取代臭氧杀菌成为难题。据业内人士透露,新的可行的消毒方法还在“实验阶段”。

　　小资料

　　溴酸盐限值为什么是0.01mg/L

　　对于矿泉水中溴酸盐限值,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未作规定,其他国家有的有规定,有的没有规定,有规定的也不尽一致,如欧盟规定为0.003mg/L,美国规定为0.01mg/L。由于早期我国很少使用臭氧对水进行消毒,因此,我国《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未制定溴酸盐限量要求。但近年来,矿泉水企业普遍采用臭氧杀菌工艺,致使溴酸盐现象凸显出来。2006年,国家标准委下达了《饮用天然矿泉水》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并对矿泉水中溴酸盐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参照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对溴酸盐限值的规定,将国家标准中溴酸盐限值初定为0.01mg/L。 （责任编辑：施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