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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1:08:33 | 显示全部楼层

1961年安徽破获“劳动党”案[转帖]


1961年1月28日,安徽省无为县昆山公社破获了一起反党反政府暴动未遂事件,逮捕了首犯黄立众和骨干分子吴舜臣、方荣舟等八名罪犯。

黄立众,1936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芦塘黄村,195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0年6月因“坚持反动立场”被开除学籍。押送回原藉后,被迫在家务农。

当时,由于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生活十分贫困,许多地方出现非正常死亡。深受刺激的黄立众决定组织“劳动党”,想通过暴力途径来改变现状。

黄立众利用当地农民的愚昧无知和农村中的信息闭塞状况,说自己是北京大学派下来成立“劳动党”的,上面有彭德怀领导。为了制造恐慌气氛和混乱局面,他还利用当时的国际形势,大肆散布谣言,如“美国很快就要同苏联打仗了”,“国民党飞机送粮,在襄安(无为县属下的一个镇)丢了兵,在福建丢面粉了”,黄立众将暴动的时间确定在1961年春节,并制定了详细而周密的暴动计划,开列了将要杀害的地方干部名单。

黄立众组织的“劳动党”组织严密,纲领明确。至破案时,不到3个月时间,共发展成员119人。

黄立众被捕入狱后,无为县人民法院曾多次对其进行审讯。黄立众是北大高才生,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始终坚持“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还组织犯人冲击监狱,甚至装疯卖傻以求保释。1970年7月,无为县公检法军管小组判决黄立众死刑,立即执行。

至于那些盲目轻信而加入“劳动党”的当地农民,其本人和子女、亲戚都遭到牵连、批斗。

对黄立众组织“劳动党”一案,“文革”结束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了重新认定:“被告黄立众为首的‘中国劳动党’,主要是出于对当时农村受‘左’倾政策的影响,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和对‘五风’盛行不满,想要改变和改善这种现状……”安徽省高院认为原判对黄立众量刑过重,并宣布其余被告无罪释放。

摘自《老年生活报》谢贵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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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1:13:13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代美女的“体香”到底从何而来[转帖]


  关于体香历来多有记载,但其中原委大家始终很难说清。一种学说认为,人体能蕴藏和释放自身性香,这种性香是男女性体内雌二醇酮作用的结果。还有一种学说认为,人体分泌的汗液中有一种成分叫丁酸酯,惟有其浓度适中,才是女性别具魅力的体香。

  那么,女性的体香到底从何而来?

  香女古已有之,文献记载颇多,香气因人而异,因国家不同香味而不尽相同。

  其实,香女并非独一无二,我国文献就有很多记载,最著名的当属我国历史上四大美人的西施和杨贵妃。

  西施因模样俊俏,身有香气,被越国大夫选中送给吴王夫差,吴王特意为西施修了香水溪、采香径等,每天在芬芳馥郁的气氛中与西施寻欢作乐。

  关于杨贵妃,文献这样记载,开元二十八年,唐朝第六代皇帝唐玄宗行幸温泉宫,遇一美姬,香气袭人,玄宗为之倾倒,占为己有,封为贵妃,此女就是杨玉环。杨贵妃有多汗症,出的汗可湿透香帕,玄宗感到她的汗是香的,还为她修了一座沉香亭。李白曾被召写清平乐诗,诗中“一枝红艳露凝香”,“沉香亭北倚栏杆”,都突出了一个香字。

  除去这两大美人外,清代的香妃也是记载比较多的香女,传说她体有幽香,不施香料而自发香气。香妃是新疆喀什人,因体有奇香迷住了乾隆,被封为香妃,恩宠不衰,在宫中度过了28个春秋。一个异族美女的体香,竟迷住了一个盛世明君,可见香气魅力有多大。

  在国外,香女其实也很多。布鲁塞尔一家美容中心曾邀请10个国家的妇女做了一项别出心裁的体味检测试验。首先让她们用特制的肥皂擦洗身体,然后让其运动出汗,再用有关仪器检测,结果发现这些妇女国家不同,香味也不尽相同。

  例如,法国女性有酪香味,英国女性是藕香味,瑞典女性带木槿香味,德国女性散发出香木味,而美国女性则是藻香味等。

  关于体香的来源,历来说法不一。有性香说,有丁酸酯香说,还有饮食习惯说。

  一种学说认为,香女的体香来源于她们体内蕴藏和释放出的“性香”。这种性香是女性体内雌二醇等与某些饮食中化学成分作用的结果,通常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变化,到了青春发育阶段则更为浓郁诱人,异性感受最为明显。

  另一种学说认为,人体分泌的汗液中有一种成分叫丁酸酯,丁酸酯存在于人体分泌的汗液中。汗液中存在这种物质多了会发出臭味,惟有其浓度适中,才是女性别具魅力的体香。

  而比利时的一位专家对某些人种的饮食习惯与人体气味进行研究后发现,体香和饮食习惯有着不解之缘。这和我国古代人的认识不谋而合。

  早在唐宋,无论是宫廷妃子还是民间百姓都非常盛行食杏仁、饮杏露、宫室薰香、品饮香茶。历代皇妃贵妇视幽幽的体香为贵体,杨贵妃不仅常沐香汤浴,不定期酷爱吃香榧子和荔枝;武则天爱饮用狄仁杰进献的“龙香汤”,她的女儿太平公主每日用桃花香露调乌鸡血煎饮,“令面脱白如雪、身光洁蕴香”;慈禧太后喜饮“驻香露”,“面肤去黑素,媚好溢香气”。

  《红楼梦》里的薛宝钗服用“冷香丸、玫瑰香露、木樨露”等,成为人羡人爱的香美人。那么,根据饮食习惯说,是否调节饮食就可使体内生香?

  香女的出现是其独特的饮食习惯和独特的气味分子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

  医学博士罗羽认为,要搞清体香从何而来,先必须清楚人体的气味从何而来?

  人体的气味是人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它和人代谢出的物质有关。而人体代谢出的物质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脂质类物质,像皮肤分泌出的皮脂和汗液。皮脂即我们通常说的皮肤表面的油,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皮脂膜。皮脂长时间接触空气便会被氧化,形成氧化脂质,氧化脂质会发出气味。而我们知道汗液也是有味的。第二类是蛋白质类物质,包括我们的排泄物。蛋白质发酵时的味道比脂质浓得多。第三类是一些糖分,包括呼出的二氧化碳,也有一些是有机酸。人体分泌出的这三类物质都会发出气味。

  这三类物质中含有多少化学成分呢?有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体气味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体味中所含的物质多达700余种。其中呼吸系统排出的有149种,汗液中有152种,尿液中有298种,粪便中有196种。通过皮肤排出的已知气体,有烃、醛、丙酮、苯与甲烷等20余种化学成分。

  由于含有这么多的化学成分,所以,人体气味因人不同,气味的强弱浓淡也不同,同样的脂肪氧化不同的人会分解出不同的气味。

  罗博士说,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体味都不尽相同,体味就像我们的指纹一样是我们自身的一种独特标志。警犬在追捕犯罪分子时就是根据其体味来找出凶手的。

  罗博士认为,香女每逢大汗淋漓,香味分外强烈,这说明她的香气和汗液分泌有关。汗液是人体内分泌的结果,它属于脂质类物质,这种脂质类物质是细菌滋生的温床,细菌在分解这些物质时会发出气味,但发出什么气味可能因人而异。

  由于内分泌排出的物质又是饮食结构形成的结果,所以,有人提出,体香可用饮食结构来调控。但是否每个女人都可以变成香女呢?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局部解剖学证明,在人体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内,平均约有97个汗腺,22个溢脂的毛孔,11根汗毛,但每个人汗腺与毛孔数量多少不一,所以这就解释吃了体香食物后,为何有人体香浓烈,有人出现的体香并不理想。

  气味化学家认为,之所以能散发不同气味,除了与饮食有关,还由于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气味分子结构,它是由体质基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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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1: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海明威曾是苏联间谍[转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克格勃官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获准进入前苏联情报机关档案馆。在翻阅档案中,瓦西里耶夫发现了意外收获。

  档案中记载:美国大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明威曾于1941年被招募为前苏联间谍。为此,瓦西里耶夫花了数月时间将这份秘密文件笔记抄录下来。此后,瓦西里耶夫与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约翰·
厄尔·海因斯和哈维·克莱尔合著新书《间谍:克格勃在美国的兴衰》中,首次曝光海明威的这段不曾为人所知的间谍往事。

  书中引述前苏联情报机关的秘密文件道:“1941年,海明威动身去中国前被吸收成为前苏联间谍,代号为阿尔戈(Argo)……在(上世纪)40年代,他(海明威)在哈瓦那和伦敦遇到前苏联方面相关人员时,反复地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帮助我们。”

  秘密文件也显示,成为前苏联间谍后,海明威却“从未给我们提供任何政治信息,……而且实战能力也很弱。”1943~1945年,海明威与前苏联情报人员有过数次接触。由于“不称职”,他的这段前苏联间谍生涯也于上世纪40年代末结束。

  对于瓦西里耶夫等人所著的这本书,海外媒体认为就目前书中所披露的这些材料,还无法判断出海明威担任前苏联间谍是否出于纯粹自愿。或许海明威仅仅是将其视为一种人生历练,纯粹是为了未来的写作所需。

(《新京报》7.14 李健亚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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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1:48:59 | 显示全部楼层

“马振扶事件”始末[转帖]


  顺口溜成了导火索

  1973年3月,杨天成被调到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任初二(1)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玉勤是杨天成的学生,因为和母亲发生了争吵,一气之下不来上学了。张玉勤的父亲想让女儿参加期终考试,杨天成同意了。

  张玉勤的英语得了6分。卷子背面写着几

  句顺口溜:“我是中国的人,何必去学外国文,不会ABCDE,也能当好革命的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能埋葬帝修反”。

  晚上,学校开教师会时,杨天成说了此事。第二天早操后,罗长奇校长在会上批评了张玉勤,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

  早自习时,杨天成把张玉勤叫到办公室批评她:“你这个妮儿,考不好算了,还写顺口溜顶撞老师,老师让你写检查,你也不写……如果没有外文这个工具,怎能让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

  张玉勤低着头说:“杨老师,我错了!”

  “知道错了就好。你到班上作个检讨,也让大家受受教育。”

  吃过午饭后,班里不见张玉勤。杨天成急忙派两个学生到她家去看,张玉勤没有回家。杨天成急忙向罗长奇校长汇报,又让初二年级的200多名学生分头出去寻找,仍不见踪影。第三天早上,虎山水库里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

  唐河县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那时我就不该让她来参加考试,也后悔不该多次批评她。”时至今日,说起此事杨天成心绪复杂。

  班主任和校长被判刑

  当年8月,全国相继出现了“张铁生交白卷”、“黄帅日记”等事件。接着,张玉勤这事也闹开了。唐河县委撤销校长罗长奇的职务,开除班主任杨天成公职,留用察看两年。

  1974年1月,江青得知此事后,派谢静宜、迟群来此重新调查此事。不久,“5号文件”出笼,把这件事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典型,并诬陷马振扶公社中学搞“法西斯专政”、“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等。张玉勤在卷子背面写的顺口溜,经过简化、加工,变成了风靡一时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1974年2月2日,杨天成和罗长奇被宣布逮捕,罪名是“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人命”。

  5号文件下发后,“马振扶事件”波及全国,一批忠于教育事业的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复辟”典型。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共揪出“罗长奇、杨天成式人物”280人!刚刚复课的中小学校再次陷入混乱。

  重新审视“马振扶事件”

  随着“马振扶事件”的升级,张玉勤的死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河南省委追认张玉勤为“革命小将”、“优秀共青团员”。政府拨专款为张玉勤修了革命烈士墓,碑文是“胸怀朝阳战恶浪,敢把青春献给党”。上级还拨款给张玉勤家盖了3间瓦房,房子里摆满了全国各地赠送的镜框。张玉勤的一个哥哥因为她的死被推荐上了大学,她老实巴交的父亲做了学校的贫农代表。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天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和原工资待遇。平反后,罗长奇仍到马振扶公社中学主持全面工作,杨天成回校任班主任。1996年,杨天成退休前,担任马振扶中学副校长兼工会主席。

  现在,杨天成常反思“马振扶事件”,认为教育学生、爱护学生,对学生管理严格,都没错,关键是要讲究方法。他最担心老师在教学中用言语伤害学生,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个月前,杨天成得知,县里准备在张玉勤坟旁建“马振扶事件纪念馆”。“30多年过去了,我和张玉勤的家人也生活得相对平静。建纪念馆后,不免涉及到那段历史,到底谁对谁错?”

  河南律师李华阳认为,“马振扶事件”放到现在,最多是一起民事案件,校方和杨天成应赔偿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绝对构不成刑事案件。

   (《法律与生活》2009年7月上半月 杨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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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名列民间中国坏人榜榜首[转帖]


叶楚华按:四十岁的余秋雨还是有点可敬的,他为了追求爱情,不惜丢掉高校校长的官帽。当时已然是有妇之夫的余秋雨当众下跪向马兰求爱,惊天地泣鬼神的真挚爱情。六十岁的余秋雨,没有了这份真诚,全是假的了,想起以前的好印象,觉得吞下了一只苍蝇,翻江倒海想吐。余秋雨当选民间坏人榜榜首,实至名归。

《新快报》讯 国内首个由网友票选的“2008年度中国坏人”近日揭晓,在10名“2008年度中国坏人”名单中,余秋雨、赵忠祥、任志强名列榜首,还有20名获得“2008年度中国坏人”评选入围奖、70名获得“2008年度中国坏人”评选提名奖。

《新快报》报道,此次评选是在由中国抓坏人网(http://1990bbs.com/index.php)在广泛征求网民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最后上榜者是在已公布的100名正式候选人中产生。按网民投票的票数多少排出“2008年度中国坏人”10人榜。

据了解,“2008年度中国坏人”榜是中国第一个民间坏人榜,其主办方中国抓坏人网创办于2008年5月19日,由华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贾教授创办,旨在“说坏人,议坏人,抓坏人”。
搜狐博客 > 叶楚华 > 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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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2: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浙江两百多岛屿悄然消失[转帖]


  我国海岛众多,而浙江省是全国海岛最多的省份,约占全国海岛总数的44%。如今,浙江省符合灭失情况的无居民海岛约220个,情况不容乐观。

  浙江嵊泗县在2000年对辖区内无居民岛作了勘查,发现近千名外来人员,在十几个无居民岛上从事花岗石开采,捕养、放牧等掠夺性开发活动,之前竟无人知晓。浙江舟山的桥梁山是一

个面积不足0.1平方公里的无居民小岛。上世纪90年代,该岛被当地政府以每年2000元的价格出租给采石企业。短短几年,桥梁山大部分山体已被挖空。

  2003年,国家海洋局等部门联合发布规定,明确提出无居民海岛属国家所有;个人或机构履行申请审批程序后可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租用期最长为50年。一时间,许多单位和个人纷纷提出申请开发无居民海岛。

  当年浙江第一个吃“螃蟹”的陈晓娴承包了洞头县附近海域的竹屿岛。当初闹得沸沸扬扬,现在岛上的开发项目已由于环境恶劣等原因处于停滞状态,经济收益更是入不敷出。更糟糕的是,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无居民海岛的使用权和承包权就连乡政府都有审批权。

  海岛是大自然的恩惠、野生动植物的天堂,还是国防前哨和海洋权益的基石。海岛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再也无法恢复。如果缺乏规划或保护不到位,任何开发利用海岛的行为都会改变其生存状态,破坏其生态平衡。即使对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开发,也要科学规划,不能急功近利。

(《法制日报》7.10 蔡岩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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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2:12:11 | 显示全部楼层

凤阳县的共产风[转帖]


凤阳县的共产风
       ── 一平二调,扒房并庄,砸锅砍树,鸡犬不宁,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转自《凤阳县1958年灾难实录》之四

  按: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省参加会议的人,回去还传达了毛泽东在非正式场合讲的一些话: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东西调不出来,要点强迫命令,等等。
  1958年10月28日,山东范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亩产两万斤粮食,“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11月6日,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动力,多付了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1958-1960年
  地委并报省委:
  11月19日我们组成一个59人的工作队,由陈振亚同志率领,到小溪河公社进行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试点工作。20日召开了公社、大队、小队、小组四级干部和社员代表大会。从会议揭发的情况来看,这个公社自1958年冬季以来,由于没有认真执行和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因而发生了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使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
  “共产风”刮的特别大,始终没有平息。1958年冬季,初办人民公社时就刮起了一阵共产风。去年春季以来,共产风更是层层挪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到今年春季,形成第二次高潮,由上到下,层层共产,相互共产,集体共个人的产,有些人昏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
  共产风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在高潮时期,少数严重的地区,竟发展到拉牛拖耙、扛犁子、调粮、集中家禽家畜、扣款扒房、并庄,你揩我,我揩你,乱来一通。据九个大队不完全统计,一平二调的财务有:
  土地9224亩, 机器 9台,   农具711件,  劳力2022个, 耕畜400头,
  烤烟2321担, 粮食756 825斤, 资金201 770元,马车 6辆, 木船 1只,
  家禽805只, 猪羊991头, 木料5130根, 房屋1054间, 柴草4766担,
  果树334棵, 瓜菜419 950斤, 其他车辆49台。
  公社为了发展社有经济,就不择手段,大量集中下面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办农场,就占长塘大队最好的地3200亩,社员说:“我们这块肥肉让公社吃掉了”;办畜牧场,就抽调大小牲畜227头;办猪场,不仅赶来大队、小队的种猪、母猪、小猪、肥猪339头,并打了一个电话把长塘大队的先进猪场划规公社;办砂场搞运输,就抽劳力398个,拉来平车33部,马车6辆,船1只,骡马11匹;成立农具厂,就抬大队机器9部。生活困难就乱调粮食336 800斤。需要用钱,就揩大队卖粮卖烟钱182 500元。房子不够住就撵人搬家,侵占民房197间。去年秋季,国家修铁路补偿小溪河大队河路改道费10 398元,被公社全部扣去,造成河未挖,水路不通,每逢中雨,不仅淹没庄稼,还淹得几十户群众搬家。铁路赔偿山河大队社员房屋拆迁费2633元,公社只付给群众105元,其余都被挪用了。以上共折款672 404元,每人平均17.93元。仅长塘一个大队被公社侵占的就有土地3200亩,劳力74个,牛52头,马车1辆,骡马三匹,手车五部,平车四部,木船1只,大小猪336头,烤烟900担,粮食14万斤,民房145间;山河大队三关庙生产队共有12头耕牛,被公社砂场一夜拉走11头。
  大队也借口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大揩生产队和群众之油。燃灯大队强行收购社员的洋葱,只给30%的价钱。小溪河、山河、燃灯的社员到信用部提取存款,也要经大队批准,有的社员就气的把存折撕掉。
  社员的自留地多次被没收,没收又还,还了又收,收了不种,大部分荒芜。石马大队还把社员私人的南瓜秧拔到队的地里栽,一棵未活。山药、毛芋、生姜是小溪河地区有名的价值高、产量大的土产品,去年今年两年没叫种,拔掉苗不准社员生产。李武大队总支书记郭金山居然规定:“三年内见苗都是犯法”。以至造成全社108个小队429个小组中,就有46个小队、218个小组没有山药,70个小队240个小组没有毛芋,62个小队214个小组没有生姜。…… (1960.11.24,⑵ * )
  ────────
  * 凡文末注⑵者,均出自《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1960年11月24日。下同。)
  _________________
  
  1958-1960年
  地委:
  根据地委指示,我们派一个8人组成的工作组,对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五风”情况进行了调查,现将情况报告于后:
  山河大队是由原山林、山河两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现有11个生产小队,土地25 692.7亩,2970人,耕畜341头。解放以来,由于党的领导,产量连年提高,树木成林,牛羊成群,因此有“小江南”之称。
  自1958年冬季起,这个大队的共产风就开始刮了起来,不仅始终没有得到纠正,还越刮越大,到去年春天和今年春天达到了最高峰,直到今年秋初,还在陆续地刮着。公社刮,大队刮,小队刮,小组刮,食堂也刮,其中以大队刮得风最大最凶。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自土地、耕畜、粮食、房屋、农具,小到桌椅板凳、锅碗瓢勺、鸡鸭猪鹅。据统计,公社侵占去的土地有3512亩,耕畜58头,粮食2548斤,房屋120间,大型家具5件。大队刮生产队和社员的耕畜28头,木料119根,劳动日11 471个,资金208元,房屋114间,猪羊93头,家具7件,家具48件,大队调个人的粮食5316斤,大队所在地的任庄子的房子20余间,全被大队占去。
  三关庙生产队先后被大队调走了耕牛14头,母猪12头,木料27根,现金60元,劳动力48个,占全队整半劳力总数的30%。由于耕畜少,劳力弱,105亩秧苗只栽了45亩,其余40亩秧老掉了,少栽水稻600亩。今年春种的作物,除20亩谷子收了83斤外,100亩高梁、53亩玉米、23亩棉花,因一次未锄,颗粒无收。
  前庙生产队共有土地3296亩,被公社调走320亩,公社各单位占去360亩,修铁路占去24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7%。牛被调走21头,每头牛由原来负担40亩增加到100亩。
  生产队、生产小组和食堂的共产风更是一阵紧一阵,需要房子就要社员搬家,没有办公用具和炊具,就刮社员家里的东西,没有草烧,就扒社员的房子,没有菜吃,就没收社员的小园地和提社员家的咸菜坛子,就端社员家的酱豆缸。全大队33个食堂,光是今年春天扒拆社员的房子就有526间,没收了社员的小种粮5316斤。
  
  这个大队刮共产风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五花八门,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在“小集体服从大集体”的借口下,大量集中小队和社员的家畜家禽和生活资料。大队实行了五个“集中”:1、猪集中。去年大队为了办“万头猪场”,集中了小队和社员的猪125头,由于管理不善死掉一大部分,剩下的被大队几个干部分掉了。2、鸡集中。他们规定,每户社员或每个劳力,必须交2只鸡,办“万鸡山”,并规定每户只准养鸡3只,鸡翅膀上标上名字,“无名充公”,违者没收或者斗争。3、鸭子集中。去年秋天,大队在一天早上趁人不备,统一行动,突然出击,从各村各户抓去群众的鸭子350只,搞到山上集中喂养,由于天热缺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死、跑、偷、吃349只,只剩下一只鸭子还被干部偷吃掉。4、厕所集中。他们把社员的私人小厕所全部扒掉,集中起来一个庄子盖一个大厕所,有的离村较近的还能积到一些粪便,有的离庄子远的,半年都没有人去拉屎。5、山芋母子集中。今年春天,各个生产队已经开始育山芋苗了,大队下追命令,把小队已育出的山芋种全部集中到大队育苗,结果很大一部分烂掉,因苗少只栽了919亩,代圩生产队200多人,只栽山芋60亩,其中50亩栽迟了,每亩只收几十斤。
  2、强调一切归公,限制社员发展正当的副业和小生产。这个大队的干部,张嘴这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闭嘴那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他们规定:每户只能喂一头猪、三只鸡,多了就要没收。1958年,全大队共养猪995头,今年仅有138头。大赵生产队几十户人家到现在鸡子绝了种;代圩生产队在1958年100多户社员家家有猪,而今年全队只喂了3头糙子猪。
  生姜和毛芋是山河大队的特产,群众依靠这两项收入来调济自己的生活,可是今年这里连种也绝掉了。干部的理论是:因为生姜赚钱,社员的钱多了,会发展资本主义。为了防止生姜“长出资本主义”,他们在1958年和1959年两年的秋天大灭生姜,一方面搜社员家里的生姜种,一方面去挖人家的生姜地。全大队仅漏掉了两棵生姜秧,被他们看见后,今年春天也给拔掉了。
  社员自留地1959年春天收了一次,今年春天又收了一次。这样收了又还,还了又收,把社员搞得心神不定,无心安种,种后不管,收后不种,大部荒芜,草长半人深,社员讽刺说:“烧锅可方便了,出门就是草。” (1960.11.24,⑹ * )
  
  金辉曰: 仅剩的两棵生姜秧也要斩草除根,剩下的最后一只鸭子也被他们偷吃掉,这个大队的干部们可谓认真彻底。不仅如此,他们在执行上级指示中还非常富于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把“小江南”搞得地里不长粮,村里无家禽。稍后,这种创造性还有更惊人的表演。
  ────────
  * 凡文末注⑹者,均出自《关于山河大队“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1960年11月24日。下同。)

  1958-1959年
  全县统计了一笔大账,在小队与小队、小队与大队、大队或小队与公社之间无偿调拨的有现金2 157 365元,粮食3 038 188斤,烟叶3 732 647斤,棉花32 584斤,劳力348 200个,耕畜2391头,农具2486件,肥料1 958 049担,种籽2 858 682斤,禾苗917 704亩,生猪2889头,山芋4 499 648斤,胡萝卜8 727 089斤,草308 000斤。 (1959.3.30)
  1958-1960年
  县委党群、政法、财贸、工交、农业、文教六个口及所属的基层单位共刮各公社土地8220亩,房子364间,木料39根,耕畜29头,拖拉机1台,车辆1部,苇子500捆,资金2500元。初步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务就有土地63 399亩,房子111 450间,粮食2 414 000斤,木材32 129根,耕畜1537头,猪羊2767头,家禽5431只,农具6368件,机器8台,木船46只,车辆428部,柴草92万担,瓜菜15万担,资金18.8万元,以上共折款732万元,平均每人27.1元。有的情况相当严重。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得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之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社员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共产风把人家的小锅子都刮走了,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
  主要归纳为有六不分:1、刮调粮食穷富队不分;2、报酬一样,劳力强弱不分;3、积极劳动与不积极劳动同样吃饭拿工资,生产好坏不分;4、不问大人小孩,吃饭粮标准不分;5、集中社员生产资料不给钱,公私不分;6、包产拉平,土质水利条件不分。
  两不高:社员生产情绪不高;干部工作责任心不高。
  四不清:收的不清;打的不清;扬的不清;扫的不清。
  七不干:人不到齐不干;报酬不一样不干;吃的不一样不干;牲畜农具不一样不干;干部不到不干;轻重活不平均不干;土地远近不一样不干。
  十多:粮食糟蹋浪费多;晒饭干、芋头干的多;仓库损耗多;不干活的多;投机取巧的多;私分瞒产的多;农具随便丢失的多;牲畜不注意爱护的多;穷富队闹意见的多;窝工浪费时间的多。(1961.1,⑶ * )
  ─────────
  * 凡文末注⑶者,均出自《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1961年1月。下同。)
  __________________
  
  1958-1960年
  门台公社宏光大队共产风刮得也较普遍。上自公社下至小队,层层都调,大有房层、土地、耕畜、树木,小到锹、镰、锄、杈,还有桌、椅、板凳等,计有百余种,共调金额31 000多元,一直刮到去年秋后还在没收社员的园地上收的菜种和蒜头。甚至规定三四户人家只留一口水缸合用,其余的水缸统统调出作粪缸,全队共调出200多口。(1961.3.14)
  1959年
  1959年,县委书记赵玉书亲自到府城公社红旗大队布置,把社员的口粮、菜、柴草集中到食堂,掀起了新的共产风。结果有些队不准社员家冒烟,把社员的小铁锅也集中了, “三集中”变成了“四集中”。 (1961)
  1960年
  小溪河公社扒房并庄的现象也是严重至极,因此曾有7个大队的25个村庄无人居住。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将5个村庄并成1个,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庄,今年6月份,总支书记梅树华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扒掉房子300多间,党员不干开除党籍,团员不干开除团籍,社员不干不给饭吃。社员无家可归,外流100多人集中以后,有14户40人住在3间通连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门,尿尿拉屎都在一起。(1960.11.24,⑵.)
  金辉曰: 一个大队总支书记以党籍团籍相威胁,半天强行扒掉民房300多间,人们从中看到了他那坚强无比的“党性”,可是他老人家的人性呢?许多参与制造灾难的人过后都以“奉命行事”的借口为自己开脱,就算如此吧,假如人们的“党性”少一点而人性多一点的话,灾难的程度也许会多少减轻一点吧。
  1959年
  小庄并大庄像跑鬼子反一样,造成田地荒芜,草苗丛生,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得到。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的事就哭。(1959.10)
  1959年
  大通桥大队为了办农场,采取硬性的办法,乘社员下地生产之机,将大通桥东头一个小庄子的社员家的东西全部抛了出来,房屋大队占领。社员无家可归,痛哭流涕。…… (1961.3.3)
  
  金辉曰: 短短几行字,包含了多少个家庭的悲惨故事。家里的东西被全部扔出来,转眼之间,他们就成了无家可归者。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家的门前,他们却不敢进去,而只能在门外“痛哭流涕”。这些同胞的凄惨境遇,几十年之下仍令人垂泪。
  如果说反右倾是对中国人的一次思想剥夺的话,那么共产风则是对中国农民的一次彻底的物质剥夺。通过强制入社,土地、牲畜、大农具等都充了公,农民的生产资料已经被剥夺了;而这一次,农民的生活资料也被剥夺了:从房子到个人财产,从家禽到水缸、饭锅……。“老年人要求留下一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这是一个严酷的象征:理论上“当家做主”的人民群众,到这时真正是“一无所有”了。


凤阳县1958年灾难实录 家藏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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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9 12:07:17 | 显示全部楼层

湖北石首事件死者家庭已3次承受丧子之痛[转帖]


涂德明家的悲剧

  不幸,一次又一次地降临这户人家

  本刊记者 谭翊飞 发自湖北石首

  小儿子涂远高去世之后,涂德明一直睡不落神,一晚上要醒五六次。

  在黑夜的幻觉中,有时候他突然觉得儿子没有死,醒来才知是个梦。然后他又回忆起6月17日那天的场景,他反复想起那天的细节,他要探究儿子究竟是怎样死的。

  6月17日晚上8点左右,他正在准备睡觉,他的侄子涂茂海跑到他家,“远高不好了,得了急病在县医院。”

  小汽车已经开到了村口,涂德明预感到大事不好。那天下大暴雨,他到了酒店门口,挤进人群,掀开盖在尸体上的一块旧布,一眼认出是儿子,他顿时抱起尸体放声痛哭。

  雨下得太大,他也忘记了周围有多少群众围观。他拽开了酒店大门,将儿子的尸体抱进了酒店。一辆不知谁叫来的灵车已经开到了现场,但这家人没有同意搬走尸体。他的二哥和大哥已经找到酒店老板、派出所长谈判,提出查明死因并赔偿的要求,但没有谈妥。

  涂德明哭了一整晚,虚脱了便倒在尸体边上睡。第二天,谈判的仍然继续谈判。他又在尸体旁守候了一天一夜。18号晚上,一个官员与他的二哥、大哥谈判,保证彻查此事。家属答应第二天将尸体搬到殡仪馆。可19号上午没有人来搬运尸体,下午,武警开始试图搬运尸体,但围观群众太多而未成功。

  19号上午,涂德明就被强制送往医院,他两天没有吃东西,已经多次昏厥过去。离开24小时后,再次见到儿子尸体是在殡仪馆。而在尸体被搬到殡仪馆之前,他的二哥、侄子和大儿子已经和当地政府签署了一份“关于6·17事件与死者家属有关事件的协议书”,协议包含一条免责条款:“经市6·17事件善后协调小组与死者家属代表达成协议……死者家属在‘6·17’整个事件过程中所发生的非组织、参与打砸烧的其他行为(如拉横幅、买东西的行为),市政法机关免予处理……若死者家属未参与永隆大酒店纵火,则不负担责任……死者家属在2009年6月25日5时前自行理丧火化尸体后,此协议生效。”

  他们在殡仪馆见到了法医,他们答应,20天后会有法医鉴定报告,两天后,政府方面告诉他们,结果是自杀,警方至今却没有公布尸检报告。儿子的身份证、钱包,涂德明也没有见到。

  6月25日,涂远高的尸体火化后,涂德明请了道师,“给伢儿开个路,让他在那边过得好一些。”

  3次丧子之痛

  江汉平原的三伏天酷暑难耐,植物在这个季节发情似地疯长,棉花、水稻、大豆,都在为秋季的到来积蓄力量。半夜里,蛙声一片。涂德明睡不着的时候有时会起床在门口坐一会,听一听青蛙的叫声。

  长河村五组属高基庙镇,在石首市区的南边,再往南十几公里就是湖南省的华容县。涂德明家在村里,父亲是富农,身份不好,过去差不多是穷得垫底的户,他父亲死得早,母亲改嫁,3兄弟相依为命,他是老小,借了钱娶媳妇,还了六七年债。

  村里人说,涂德明的运气太差了,一辈子都在努力,可老天一辈子都在与他作对。在他年过半百的人生中,手头几乎没有宽裕过,一直亏着钱,年年还账。他很硬气,每一笔钱都还清,然后再开始下一次大笔的借钱。

  涂德明的二哥在镇上开了个饭店,涂德明总是向他借钱。没有大事他不会去借钱的,总是借钱,二哥总是骂他,但还是得借给他,毕竟是同胞兄弟。

  先是建房子借钱,后来看病借钱,再后来大儿子涂远华结婚又要借钱。他家的一层平房花了6年时间才封顶。当然,这已经让他很满足了,因为过去他的卧房也是土砖茅草房,买不起大块油布,到下雨天除了床上那一块地方不漏雨外,其他地方都漏雨。屋内地势比外边高,他们就挖一条沟,将屋内的水引到屋外。大儿子前年结婚前,平房才翻新粉刷了一番,贴上了瓷砖。

  如果小儿子没有死,也该结婚了。平房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他们在楼顶建了个小阁楼,一间为杂物间,只有三四平米,另一间大概可以放两张1.5米的床,但炎炎夏天根本无法住人。

  为了补贴家用,光靠种田是不够的。前些年,农民负担沉重,湖北是全国的典型,紧挨石首的监利县出了个李昌平,上书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至今,全国农村均取消了农业税及各项负担,可长河村的农民仍要交纳一事一议费、筹资筹劳费等名目繁多的杂费,人均达一两百元。

  涂德明不识字,也无一技之长,只有靠苦力吃饭。他在工地帮过小工,那时的工钱一天才七八块钱。他提着石灰桶在吊车旁,可开吊车的人没看到他,直接启动,他仰翻落地,从一两米高的地方掉下来,摔在板上,当场就晕过去了。没有被送医院,送回了家,工友们第二天来看他,带了老板给的200元营养费。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他为此在家休息了一年,他不知道这叫工伤。

  后来有一次,他在河边抬花岗岩,巨大的一块,结果却砸伤了小腿,现在还留有伤疤。因为这次受伤,他不能干重活。完全不干也不行,儿子们都在外边,家里重农活都靠他,就只能慢慢做,人家花一天时间,他花两天,或者更多。

  再有一次,在扎花厂扛大包,上大货车的时候没放稳,结果翻倒下来,让他措手不及,结果左手腕粉碎性骨折,至今这只手腕关节也不能自如行动。

  他走路时总是低着头,颈椎明显向下弯曲了。生活的磨砺让他落得一身病,但他感觉不出来是什么病,自从第一次从工地摔下来后,他就觉得胸部有些“堵”,一直到现在。

  儿子的骨灰安葬在村东头,他没有去过,他怕自己去看了伤心。这已经是他送走的第三个孩子。

  他的第一个孩子只在世上走了8个月,因为一次肠道疾病治疗不及时,死在医院,他至今也不知道大儿子那时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医生打了针之后不久就去世了。大儿子本来叫“涂志永”,他不识字,“永”字怎么写,他说不清楚。

  生第二个孩子的前几天,他老婆还挺着大肚子在闷热潮湿的棉花田里摘棉花,肚子一痛就扒在棉花袋上了,不痛了就继续干活。那时候,还没有改革开放,他们的口粮凭工分到生产小队领取,工分是按劳动量计算,他们家两个劳动力,粮食总是不够吃,为了多领些粮食,只有挺着大肚子干活。结果,第二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

  他没想到第四个儿子竟然在24岁的青春年华走掉了。他觉得今年的运气倒霉透了。去年腊月花了近千元买的两只猪仔,养了四个月后发现有问题,上当了,以300元的价格卖出去了。这两头猪本来分别是为小儿子结婚和大儿子生孩子的喜宴准备的。

  日子总是要过,丧事办完后,大儿子回了重庆,他在那边打工赚钱,儿媳妇的身孕已经有三四个月了,这是他们家未来的希望。涂德明的生活也慢慢地恢复到往日的平静,每天骑车去二哥的饭店拉潲水,喂猪,种地……

  灾祸再来

  万万没有让他想到的是政府竟然开始抓人,那是大儿子涂远华回重庆打工后的几天。他本来就不同意签火化协议,这个带有免责条款的协议果然是一张废纸。

  劝告现场打砸烧人员自首的通告贴满了从高基庙镇到长河村的大路小巷,公告的落款是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3家单位,但没有盖公章。涂德明不识字,这些公告等于看不见。

  起先抓的是村里去帮忙的邻居。他的邻居谭新强,40多岁了,第一次被抓去坐牢,老母亲吓得不行,跑到他家来诉苦说,有人举报他的儿子放火,说要枪毙。涂德明吓得目瞪口呆,不知说什好。农村的习俗是,谁家办丧事,邻里都自觉来帮忙。可谁让他家办的是这样一个丧事呢?

  被抓的人家属要交伙食费,大约每天100元左右,交了没有发票,也没有收据。坐牢在农村本来就是件很丢人的事,但只要罚款人能放出来,他们还是心甘情愿的。村里人说,借钱消灾就是这个道理。

  亏了自己不说,还连累了邻居。涂德明觉得万分对不起他们。有的人交钱放出来后,涂德明就带上礼物,去他们家赔礼。邻居们心里有怨气,但还是安慰他们说,“这也不能怪你们。”

  谭新强第一次被抓只关了两天,就放出来了。第二次却关了10天。村里人说,是因为他出来后乱说话,乱给记者讲,还到处说在里面挨打的事。于是,现在,村民们躲记者像躲瘟神一样,生怕因言语不慎而带来灾祸。

  抓人是定了指标了,一张由镇上传达的纸条,写了8个人的名字,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李光绪,有涂改,将“绪”字改成“富”字。因为有人说李光绪根本什么也没做,于是就改了另外一个人。

  7月9日,石首市公安局刑拘了涂远高的堂哥涂茂海、堂姐涂晓玉,7月13日,涂远高另3名亲属,舅妈周晓春、堂侄涂行军、表兄周志伟被警方带走,后两人随后被刑事拘留。

  由石首市公安局开具的刑事拘留通知书称,被拘者均“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涂德明没有想到自己的大儿子也会被抓,他回到重庆没几天,当地警方将他从重庆押回。傍晚,涂德明得到了这个消息,这对他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雷。

  次日凌晨4点,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

  趁着凌晨的朦胧的夜色出发是最好的选择,他拿了一瓶农药放在兜里,和老伴一起去市里,他们准备死在市政府。像他年轻的时候那样,去市里从来都是步行。这个时候走,还可以躲避对他的监控,自从他儿子死后,一直有人监控他们,怕他们闹事,只要他一离村西头那条窄窄的路,就有人跟着他们。

  前几天,他踩着单车去二哥那儿取潲水,头一晕,脚乏力,结果摔倒了。幸好跟着他们的镇政府的人在身后,将他扶起,送到他二哥家里。他膝盖出血了,他没有感觉痛,他又想起了他的小儿子: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都流血了,为什么儿子从楼上掉下来却没有一点血迹呢?

  他步行了两个小时,进了石首市区。他从未去过市政府,四处打听市政府该往哪里走。这时,镇政府的车到了。原来监控他的人员清早去他家里,发现人不在,问他儿媳妇,儿媳妇也说不清楚,于是他们就开着车出去找。

  他们被押回了镇政府,见了镇里的书记。他哀求书记,“如果我的亲属有过激行为,由我一个人承担,你们怎么处置我都行,枪毙我都可以。”书记告诉他,抓人也不只抓了你们家一个,抓了很多,“非得走这个程序”。

  镇里向市里汇报,市里派了一个态度很好的官员下来劝说,告诉他们抓人不等于判刑,查明了没事就会放人。在镇上开饭店的二哥也来了。差不多到中午的时候,他们一起在镇上吃饭,下午就回家了。

  回来后,他接到看守所的电话。看守所的人让他给大儿子送伙食费和衣服。他稍有些高兴,因为毕竟可以见到大儿子了。大儿子的衣服都在重庆,他就上街花了50多块钱给大儿子买了两套衣服,带了300元钱伙食费交给了看守所。

  他以为可以见到大儿子,可是不让见。

  镇政府的车把他带到了市里,见到了一个姚姓书记,他也不知道姚书记的“姚”怎么写,只知道姚书记身边的人都喊他姚书记。他与姚书记吵了两个小时,双方不欢而散。

  后来,他又去过一次市里,见过姚书记,他们又吵了。

  儿子还是见不到。

  再过了几天,他觉得吵也没用了。村里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躲他躲得远远的。他担心儿子在看守所伙食不好,又主动送去了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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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0 09:13:20 | 显示全部楼层

广告在“姓社姓资”的争议中复苏[转帖]


1979年1月14日,一篇标题为《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作者丁允朋在文中写道,“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后人评论说,这篇文章是中国广告界改革开放后正式引动的一声春雷。

历史是有巧合的。就在丁允朋的文章发表前10天,1979年1月4日,中国改革后第一条报纸广告,出现在天津日报第3版。这条“蓝天”牌高级牙膏的广告只是几句简单的产品介绍。它的后辈,“蓝天六必治”牙膏,20多年后有了一句全国流行的广告词“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也紧随丁文出现。1979年1月28日,正值春节,还恰逢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参桂养容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它长达1分30秒。

参桂养容酒广告是由上海广告装潢公司代理。公司负责人有个熟人想推销“参桂养容酒”,而当时上海电视台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日常经费极其有限。经营广告增加收入的主张得到了电视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

可是,就在广告播出前半分钟,主管技术的一位负责人却说不能放。上海电视台原广告科负责人汪志诚后来介绍说,当时有一位领导站在旁边说:“你们这样是要犯大错误的。”技术人员就不敢播了。汪志诚跟那个技术人员讲,还是按播出计划来办,播出计划串联单是电视台负责人邹凡扬同志签了字的。

早期的电视广告都非常简单直接,一般就是打个标语:“请您使用某某产品”或者用张照片,但“参桂养容酒”相对而言,却是很复杂的。

根据上海市广告装潢公司励世良等几个老同志回忆,这条广告有4个片段,第一是他在买参桂养容酒,第二是他到长辈家里去了,第三是他在长辈的家里,最后老先生拿着这个酒很高兴。有趣的是,它与如今满眼的“收礼只收×××”的广告相似度很高。

1981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回忆起学会成立不久后在太原开的一次研讨会,中国广告协会前副秘书长贾玉斌说:“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区别’”,“当时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就是为了资产阶级服务的,他都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而我们社会主义广告,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的,服务对象不一样”。

广告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摘自《老年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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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8-10 09:54:44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又在向我挑衅[转帖]


这场短促的到访显然让此前策划邀请的日本“民间团体”感到失望。为此,热比娅前脚刚走,便有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将分别于今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看来,着实有一些日本势力在拥抱这些叫嚣分裂中国的宵小。

“送走一个‘疆独’,又接待‘台独’、‘藏独’。日本,上瘾了吗?”有网友在论坛里描上一个红色的问号。

李登辉、达赖排队访日

台湾TVBS掌握的消息说,李登辉暂定于9月4日前后访问日本,随后会在东京发表演讲并逗留两天。台媒发现,李登辉此行不会一人独往,而岛内盛传的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之一王文洋也将陪同随行。除了公开向青年学子演讲,李登辉还有可能密会与他交情深厚的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安倍晋三等人。台媒认为,届时李登辉将把自己在日本政经界的“好友”一一介绍给王文洋。

李王一行过后,日本松山市会在11月3日举办达赖的专场演讲。据日本共同社7月29日报道,达赖将应日本四国地区佛教联合会的邀请,开展时隔一年的日本访问。

然而,相比日本邀请团体的兴奋,日本媒体及熟悉中日外交事务的人士大多则感到“话题沉重”。他们担心,日本一连邀请宣扬中国分裂势力的几个头目到访,无疑将使当下友好的中日关系再添紧张。

哪些势力在背后撑腰

事实上,热比娅、李登辉、达赖都不是第一次访日。而他们到访之处,各有自己的“联络图”。

三人之中,李登辉的“资历”最老。他早年在东京留学,曾自称访日实为“怀古之旅”。2000年之后,他共造访日本4次。其中2007年6月,他以祭奠亡兄为名,参拜靖国神社,令中日之间刚刚结束的“暖春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欢迎李登辉的“老朋友”多是日本老一代右翼政商界人士和学者,他们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实力。在这些人的支持下,“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已经活动多年。这一组织不仅为李登辉在日本的活动提供方便,而且也经常组织日方人员前往台湾“交流”。这一团体在神奈川、爱知、岐阜等县都设有支部,甚至还不定期地出版刊物,为其造势。

达赖也访问过日本数十次,他在日本有自己的据点——“达赖喇嘛日本代表处”,这一代表处开设于1976年,位于东京的新宿区。达赖喇嘛访日时的一些活动,都是由这一代表处作为主办方。平时,这一代表处也经常参加日本一些宗教团体和学术团体的活动,还定期举行各种聚会和招待会(例如每年达赖喇嘛生日时的庆贺宴会),招揽和联络支持者。

此外,日本国会内还有若干议员组织了一个名为“思考西藏问题议员联盟”的团体,经常为达赖访日提供各种政治上的帮助。2003年11月达赖访日时,这一团体就是邀请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任民主党党首的鸠山由纪夫也是这一团体的成员。据称,他与这一团体的代表、民主党议员枝野幸男私交甚笃。2007年达赖访日时,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鸠山专程会见了达赖。当后者说自己“向中国伸出右手,向欧美和日本伸出左手”时,鸠山立即回应道,“将强有力地支持您的左手”。

虽然热比娅自今年新疆“7.5”事件后才在日本“声名鹊起”,但“世维会”早就设立了日本的分支机构,为她笼络资金、四处活动。2007年,热比娅首次访日时,邀请她的组织是一贯“坚定反华”的“大赦国际”日本分部。而她刚结束的这次访问,虽然日本官方一股脑地将其运作推给了“民间团体”,但执政的自民党的一些人还是把热比娅请到了党总部内。

“一般而言,反华势力访日时,多为所谓的‘民间组织’、党派人士直接追捧他们,而政府官员几乎不出面,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一位长期驻日的时政记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三“独”与日本右翼合流

在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赵国军眼中,三个“独”派份子轮番访日,目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共同的动机在于,扩大自身影响,引起国际关注。”赵国军说。他认为,热比娅主要想借“7.5”事件未完全平息之时,抹杀事实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同情。而李登辉除了“媚日情结”外,更想在民进党“日薄西山”时,抓紧得到日本对岛内所谓“第三势力”的支持。“至于达赖,一方面是要继续推销自己的‘圣学’;另一方面也有声援热比娅的意味。”

“所以,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沆瀣一气的关系。而这又恰恰迎合了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利用台独、藏独、疆独来遏制中国的战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总结道。

而他最初发现三“独”与右翼势力合流的苗头,是在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刘江永应邀出席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主办的座谈会,哪知,日方与会人员张口闭口就在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指责中国,并称“共产党政府没有资格主办奥运会”。

令刘江永气愤的还有,据日本《产经新闻》网站报道,去年10月18日,日本拓殖大学举办了“藏、蒙、维三族联合讨论会”,并号称这是世界首次举行的“三族”联合的抗议集会。日本的所谓评论家宫崎正弘借机污蔑中国一直施行强权的“同化政策”。在他的附和下,“世维会副主席”在会上“控诉”说:“我们只想夺回在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自由生活的权利。这难道不是人理所当然的权利吗?希望日本人也给予支援。”

后来,日本的所谓国际政治学者藤井严喜一语道破了主办这次会议的目的,即“日本支援位于亚洲内陆的地区,加强联合,将形成对中国的牵制,这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借用分裂势力牵制中国

赵国军指出,日本在借助一些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保持自己在区域内的“强势地位”。他还认为,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使日本面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更加地不适应起来,起码心理有一种失落”。

而这种失落的表现与去年至今、西方显现出来的以西藏和新疆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出奇得相似。“7·5”事件发生后不久,土耳其总理便承诺向热比娅发放签证;而在后者窜访日本之前,澳大利亚导演首先在墨尔本电影节上为其“竖碑立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据此观察认为,西方口中的所谓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战略手段。

“从客观上讲,我们现在确实处在西方借用分裂势力编织的‘软包围’中。”赵国军也认可这种看法。他主张中国在用外交手段严正抗议西方干涉内政的做法时,也要考虑采取“具体的、经贸方面”的抗议措施,以让西方更明确中国不可侵犯的核心国家利益。

而郑永年还建议道,中国需要在周边外交方面更有作为,并需继续强化海洋外交,以此来“突围”西方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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