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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学术基础 [转帖]

　　做学问要有一定的积累和准备，即所谓“学术基础”，或者说“知识结构”。与梁漱溟同时代的学者，私塾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共同起点，都是从四书五经中背出来的。但梁漱溟不一样，其成长经历与同辈学者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
变法维新。思想开明的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梁漱溟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是他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一些课外读物——《启蒙画报》、《京话日报》和《中华报》。这类不为当时社会主流观念所接受的读物，却成就了梁漱溟的自学基础。

　　在中学时代，梁漱溟依然不看“正书”而读报。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们，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问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

　　（《中华读书报》6.24刘仰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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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幻想“改造军阀” [转帖]

　　　　　丁文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数”，不仅能“坐而论道”，更能“起而行之”。不过，这样一位在现代思想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人们却对其了解无多。

　　1887年，丁文江出生在江苏泰兴一户乡绅之家。年仅14岁便东渡日本，研修新学。一年半后，又赴英国

　　留学，钻研地质学和生物学。学成归国后，创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为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创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丁文江笃信科学无所不能，不但适用于自然研究，而且能应用于人文研究。由于常年在外奔波，使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较一般知识分子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为改造政治，他与胡适等人于1922年创办了《努力周报》，发表大量文章力促“好人”出来从政，认为由“好人”组成政府便可政治清明。循此原则，《努力》的三位核心成员于1922年9月入阁，分任总理、财政部总长和教育部总长，被戏称为“好人内阁”。但他们所谓“好人内阁”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仅存在两月便被迫解散。

　　然而，丁文江却依旧保持着“干政”的热情，幻想“改造军阀”。他对各路军阀的籍贯、年龄、出身、生活习惯、彼此关系、部队数量等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他总认为，这些军阀天资颇佳，只可惜因未受过现代教育而不能造福于社会。1926年5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他正要一展平生抱负，但要打倒包括孙传芳在内的北伐开始，期望有益于社会的丁文江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夕不得不辞去职务，并被北伐军通缉。

　　这无疑是一次沉重打击。丁文江一次次力图改造军阀，企盼他们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结果被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因与军阀合作而久久不为世谅，给他的一生蒙上一段难以消除的阴影。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一度消沉的丁文江再度振作起来，丁文江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又对“天下事”广发议论。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苦心劝蒋：“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与共产党休战”等等。但这一切，仍是一厢情愿。

　　丁文江始终坚信“科学方法”能解决一切问题，通过“说理”可以使恶人从善。但动荡不已的社会现实却一次次将他嘲弄，他也只能自嘲地感叹：“我们这班人恐怕只能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此中隐含着多少生逢乱世的近代文人令人心碎的感叹与悲哀。

　　（《扬子晚报》7.16　雷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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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数题”究竟是些什么题[转帖]

　　经常有小学生家长拿来一大堆“奥数题”，问我哪些适合给小学生做？我觉得有必要细细分析，这些“奥数题”都是些什么题，它对儿童的思维发展到底有没有促进作用。
　　在我收集到的众多“奥数题”中，有不少是我小时候做过的“趣味数学”。例如著名的“鸡兔同笼”问题：今有雉(野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
足，问雉、兔各几何？它最早出现在中国古代数学书《孙子算经》里。

　　小学生解这个问题一般颇费脑筋，列出的综合算式是：(94-35×2)÷(4-2)=24÷2=12，即兔子只数。

　　35-12=23，即野鸡只数。所以，笼中共有雉23只，兔12只。

　　后来我当了老师，才知道《孙子算经》原著里有一种别致的简便算法：

　　取脚数94的一半，得47；用脚数之半47减去头数35，得12，这就是兔子的只数。

　　再拿头数35减去兔子的只数12，得23，就是雉的只数。

　　什么道理呢？我这样给学生讲解：鸡兔同台表演杂技。设想笼子里所有鸡都提起一只脚，表演“金鸡独立”；所有兔子都提起两条前腿，集体操练“站桩功”。这样，每只鸡着地的脚数是1，等于头数；每只兔子着地的脚数是2，等于头数加1。鸡和兔各拿自己减半的脚数，减去自己的头数，所得的差分别是：鸡为0，兔子为1。把所有这些差统统加起来，也就是总脚数的一半与总头数的差，一定等于兔子的只数。

　　列出的算式是：94÷2-35=47-35=12，即兔子只数。

　　目前流行的小学“奥数题”，大多就是“趣味数学题”，是为了激发兴趣，培养思维习惯。如果让孩子过早地拿它去择校或参加“奥赛”争名次，将得不偿失。

(《文汇报》7.4　周继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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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西津：信息公开是一种执政习惯[转帖]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年08月08日 作者：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最近媒体报道一则有关信息公开的新闻，南阳市一青年王清向地方181个政府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不利，甚至一度被作为间谍怀疑。自2008年5月1日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社会认知的程度并未如此前《条例》备受关注之预期，申请信息公开受阻的案例也时有发生。王清向地方政府各部门全面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再次引发人们热议：为什么要求政府公开信息成为少数人的“壮举”？

　　政府信息公开，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让政务公开在阳光之下”越来越成为现代治理中的共识。世界上第一部专门的《信息自由法》产生于1966年的美国，明确了政府信息的公开，不仅限于对利益相关的当事人，不得以“公共利益”“正当理由”等模糊理由拒绝公开，并对拒绝公开的情况规定了司法救济。该法其后又多次修改，加强对信息公开的要求，目前在英国、美国等国家，除例外情况，政府信息公开需要实现互联网公开。

　　信息公开看似简单的举措，实际意义重大，它从本质上体现了一个问题：法是由谁来实现的？

　　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大体上有两种理念，一种是治者和被治者是两类相区别的人，治者是负责决策、制定规则的，被治者应当服从决策、按照规则行事；另一种则是群体成员共同的治理，每个人都是规则的制定者，同时是规则的遵循者，故而称为自我治理或曰自治。例如当一国的宪法写下“我们人民”，其实它的原意隐含了另一个表达———“我们政府”。换言之，该句表达的是，每个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应受尊重的人，我们在一起，彼此商定规则，每个人按照议定的规则自觉行事，从而我们成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就是人民；我们就是政府。

　　“我们人民；我们政府”，这个理念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本源依据。在治者与被治者分离的关系中，统治的信息主要是在统治者内部传输的，依据不同层次、不同级别，可能还有应获信息的远近多少之分。被治者只要遵从统治者的意志即可，他不需要进行自己的判断，从而也不需要获得相关决策的信息。只有在公民共同治理的情况下，信息共享才成为彼此沟通的重要条件，是形成共同决策、共同治理的前提。

　　对于一个自我治理的社会而言，不公开的信息，一般性地不能作为执法依据。因为公民不知道规则，不能为其行为承担责任。公民要能为自己的决策和行为负责，必须知道相应的规则；政府是公共事务的代理人，相应的信息必须向委托人开放。这样运作的社会，其优势是：公民负有自我责任，社会秩序稳定，需要保密的负担小。

　　中国在政府信息公开中体现出的问题，显示出从统治到治理转型的特征。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但思维习惯和执政理念并非在一夜之间转变，长期以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在潜移默化地作用着。如果我们追问自己，会发现无论在执政者还是公民的潜移默化的观念中，一个好的社会成员的形象是对执政信息不闻不问、坚决服从的“顺民”、“良民”，反之，问责政府、质疑问题的是“刁民”、“闹事”的人。如此观念引导下，问责政府、要求公民信息权等做法，均带有负面的道德压力，无论赞其“勇者”所为，还是疑其“别有企图”，都隐含了一种观念——— 此种做法是“异类”。

　　将公民信息权、问责政府作为负面观念，是信息公开条例反应冷淡怪异的心因渊源。从此不难理解将对其积极诉求者作为“间谍”的怀疑。进一步分析，为什么公民权利、问责政府会被视为负面观念呢？说明我们对“官”与“民”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仍然深入脑海。“民”仍然被作为被管制被控制的对象来看待，而不是为自己负责任、作为共同治理者一员的“公民”。

　　政府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公民社会的自然需求，是“我们政府、我们人民”执政理念的体现。仅有法律条文存在是不足够的，信息公开还需要相应的公民意识和治理观念。当政府不再把自己视为公民之外的统治者，而是公民自我治理的代理人，政府信息公开就成了一种执政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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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警察要考中国文化[转帖]

　　前些日子，我只要一休息，邻居家一位日本大学生土屋便来拜访，向我请教一些五花八门问题:宋江是不是刘备的结义兄弟？“韦编三绝”是什么意思？八旗是哪个时代的？秦始皇有没有搞过租庸调制？”“董仲舒和汉武帝是什么关系？”……大体都涉及中国历史和文化。
　　这个土屋最大的爱好就是开着摩托满街跑，怎么可能去 研究董仲舒呢？在我追问下，土屋告诉我，他问这些是因为想当警察，这些内容都是考试范围以内的。土屋递过来一本《警察官录取考试习题集——日本公务员考试2008年版》，我翻开看，吓了一跳。警察在日本属于公务员，要当警察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其考试内容从数理化到经济哲学竟包罗万象。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在考试内容中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在日本警察考试的14个大科中，世界史、日本史、文学／艺术、思想／哲学中都有这方面内容。

　　其中，日本史中，与中国有关的考题主要集中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如“全面吸收盛唐文化建立与佛教关系密切的天平文化”等。世界史中，中国历史的内容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都要多，而且很细，从张骞出使西域到红巾军起义，从班固的汉书到义和团都是出题范围。

　　后来我发现，不仅是考警察，在所有公务员考试中，中国史都一样重要。之所以这样重视“汉学”，是因为日本古代文化与中国形影相连，受到很深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汉学”在日本公务员招考中从一开始就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新闻报》6.26萨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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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暴躁好打人 揭秘蒋介石大恶习[转帖]

　　　　惩忿，对自己的暴怒常常自责、愧悔

　　蒋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个大毛病是动辄易怒，骂人、打人。为了革除这一恶习，蒋介石也进行了多年修养。

　　《易经·损卦》云：“损，君子以惩忿制欲。”后来的道学家们因此将“惩忿”列为修身的重要内容，要求人们控制自己的感情，避免暴怒，也避免恶语伤人及相关行为。蒋介石对此也很重视，日记云：“以后修身之道，端在惩忿，其次窒欲也。”①

　　蒋介石深知自身性情上的弱点。1919年1月3日日记云：“近日性极暴躁。”同月7日，有黄定中者来谈报销问题，蒋介石“厉斥其非，使人难堪”。事后追悔，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近日骄肆殊甚，而又鄙吝贪妄，如不速改，必为人所诬害矣。戒之！戒之！”几个月之后，蒋介石接见邓某，故态复萌，“心怀愤激，怨语谩言，不绝于口”。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蒋介石“自觉暴戾狠蛮异甚。屡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写了“息心静气，凝神和颜”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还曾有意阅读道学著作，用以陶冶性情②。

　　然而，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种弱点如果已经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颇为艰难的。1919年6月27日，蒋介石感叹说：“厉色恶声之加人，终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为“会客时言语常带粗暴之气”而对自己不满，在日记中写下“戒之”二字。但是，蒋介石有时刚刚作了自我检讨，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蒋介石与陈其尤谈话，谈着谈着，“忽又作忿恚状”，蒋深自愧悔，但是当晚继续谈话时，蒋“又作不逊之言”。这使蒋极为苦恼，日记云：“如何能使容止若思，言辞安定，其惟养吾浩然之气乎！”

　　除了骂人，蒋介石有时还动手。

　　1919年10月1日 ，蒋介石访问居正，受到人力车夫侮辱，不觉怒气勃发。居正家人与车夫辩论，发生殴打，蒋介石见状，忿不可遏，上前帮力，自然，蒋介石不是车夫的对手，反而吃亏。接着，又“闯入人家住宅，毁伤器具”。蒋介石自知理曲，他想起1917年在张静江门前殴打车夫，被辱受伤一事，真是与此同一情景。当日日记云：“与小人争闲气，竟至逞蛮角斗，自思实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绝无长进，奈何！”

　　蒋介石打车夫毕竟只是个别情况，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蒋介石在船中与戴季陶闲谈，戴批评蒋“性气暴躁”，蒋声称“余亦自知其过而终不能改”，认为要杜绝此病，只能不带“奴子”，躬亲各种劳役。

　　1921年4月，蒋介石因事与夫人毛氏冲突，二人“对打”，蒋介石决定与其离婚。4日，蒋介石写信给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缕诉与其妹决裂情形及主张离婚理由”。正在此时，发现毛氏尚未出门，又将毛氏“咒诅”一通。当日，蒋在日记中自责说：“吾之罪戾上通于天矣！何以为子，何以为人！以后对母亲及家庭间，总须不出恶声。无论对内对外，愤慨无似之际，不伸手殴人，誓守之终身，以赎昨日余孽也。”然而，自责归自责，蒋介石仍然时发暴性。见之于日记者有下列记载，试为分类：

　　（一）打骂佣人、侍卫、下级：

　　1921年4月7日：“叱吓下人，暴性又发，不守口不詈人之誓，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1日：“自误饮水，迁怒下人，逞蛮殴打，尚有人道乎！记过一次。”

　　1925年2月22日：“吾勉为庄敬宽和，以药轻浮暴戾之病，则德可进，世可处也。叫人不应，有顷始至，又逞蛮根，日日自悔而不能改之，所谓克己者，如斯而已乎！”

　　1925年3月4日：“肆口漫骂，自失体统，几不成其为长官，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5日：“昨夜十时到黄埔，阍者弛卧，鼾声达门外，久叫始应，又动手打人。记大过一次。”

　　1925年10月11日：“为佣人蠢笨，事事不如意，又起暴戾躁急，如此将奈之何！”“暴戾极矣，动手打人，记大过三次。”

　　1926年1月5日：“脑胀耳鸣，心烦虑乱，对佣人时加呵斥，即此一事，已成吾终身痼疾矣！”

　　（二）辱骂同事、同僚：

　　1921年10月22日：“庆华、颖甫先后就谈，又发暴性，犯不着也。”

　　1922年2月25日：“下午，回八桂厅，对礼卿发脾气，自知形态不雅。”

　　1926年1月13日：“茂如来会，以其心术不正，败坏校风，愤恨之余，大加面斥，毋乃太甚乎！”

　　1926年8月1日： “动手打人，蛮狠自逞，毫无耐力，甚至误殴幕友，暴行至此极矣！”

　　（三）对象不明：

　　1925年3月3日：“欲为盖世之人物，不可不自深其学养。近日常多很（狠）厉愤狷，而无静默沉雄气象，其何以几及之也？”

　　1925年3月5日：“昨夜骂人太甚，几使梦魂有愧。今日在途懊悔不已。平日宅心忠厚，自揣差近长者，而一至接物，竟常有此恶态，尚何学养可言乎！”

　　1925年10月7日：“今日暴性勃发，几视国人皆为可杀。”

　　以上三种情况中，不论哪一种，蒋介石都知道自己不对，因此事后对自己也多所责备。他也曾设法改正，例如立誓做到“四不”，即“口不骂人，手不打人，言不愤激，气不嚣张”。又立誓作到“四定”，即“体定、心定、气定、神定”。还曾提出“三要”，即“谨言、修容、静坐”，但是，收效不大，暴躁狠蛮，几乎成为他的终身“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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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无稽的十二生肖[转帖]

　　荒诞无稽的十二生肖
　　龙及龙子龙孙
　　蔡铭超搅局巴黎拍卖会，一举成名，令一些人钦羡不已。是的，虽说是一记阴谋，一招阳谋，但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题，且审时度势准确，是一箭中的，精彩！尽管不少人惊讶，鄙夷，但厚黑学就是需要这样的精神和勇气：笑骂由尔，好官我为！
　　据说蔡英雄非常崇敬十二生肖，说他曾信誓旦旦言：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两件珍宝，我非要把它俩弄到手不可，否则便毁损之！如此热中两宝贝，所以有人说蔡英雄的十二生肖不是兔儿爷便是大硕鼠。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可怜见儿的兔子怎干得出这等惊天动地的大勾当？非十二生肖之首的大耗子莫属。大家一致这样认定，虽说是推测，但合乎逻辑。

　　一
　　上述热议居然在不少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悄然兴起，煞有介事地大谈十二生肖乃中国传统文化中之翘楚；圆明园中的十二件瑰宝是中华艺术之最，价值连城。坦诚言，这些物议纯属吹毛求疵，牵强附会！因为十二生肖既非始于先秦社会，也并非出自于诸子百家大名人之手，而是东汉末一位小有名气的数术家王充，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忽地心血来潮，把《易经》中的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生拉硬拽套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渊源及隶属关系。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你若生于午夜子时（11—1时），生肖（或称属相）便是鼠；你若生于午夜丑时（1—3时），生肖便是牛，依此类推。这儿的两个词语：生肖、属相是一个意思。“肖”相似，像：惟妙惟肖；“相”，相貌，外表、长相。但谁见过子时生的人其相貌、外表、长相像老鼠的？为什么要像老鼠？退一百步讲——延伸到内在——丑时生的人何尝有智商（或内心世界）像牛那样的低能？为什么要像牛？实际情况是，不管母亲生下的幼儿是那个时辰，他（她）都是人的长相，人的智商。那么王充的十二生肖排列、组合的缘由，规则，根据是什么？可说无任何缘由、规则、根据，完全是随心所欲，信口雌黄！
　　十二种“动物”说它们是汉民族喜爱的家畜，却又没有猫和骆驼；说它们是动物中的强者，除老虎外，基本都是弱势群体——刀俎之物。为什么不把狮子、豹子、大象、熊罴、豺狼等这些较为凶猛的动物列入十二生肖？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历来没有狮子。错了！《诗经•释兽》便有：“古称狮子为狻猊，兽中之王，食虎豹，出西域。”又，《十三经注疏》还有：“今之狻猊即古之狮子，汉武帝天汉三年北匈奴曾敬献幼狮两头。”——是王充读书太少，见地有限。
　　王充的十二生肖，活生生把高级动物的人列入一群群低等动物的范畴，而且都是各占十二分之一，真是怪谲！龙与虎，不管从那个角度讲，绝对占不到人类的十二分之一。反之，老鼠却比人类多得多。老鼠、丑中之恶者，但王充却安排了十二分之一的人类与它们为伍，而且还要摸拟它们那种东偷西盗，上啃下咬，利用其奸诈、贪婪骚扰人类、危害社会、传播鼠疫……只有低劣逻辑思维的王充才有这样的想象力。
　　王充在他的《论衡•物势》中吹嘘他的十二生肖是：厌恶虚伪，力求实证，抨击迷惘，论著优古。那么就事论事问一句：龙有何实证？谁见过张牙舞爪、凶神恶煞的龙？“龙”本是中国式的图腾物，帝王的象征，可憎、可惧、威权政治的表象。一派虚妄迷惘，还要超过古人，真的是大言不惭、恬不知羞！
　　王充的《论衡》共八十五篇，据说，《招致篇》业已遗失，但余曾读过蔡邕的《蔡中郎集》中的一篇文章，标题大概叫《嗤王充的虚妄天地》，是嘲讽王充的《招致篇》，大意如下：当王功曹（王曾任职过郡功曹几年）评功摆好，赐封十二生肖那天，擅长阿谀奉承的老鼠先到，骄横跋扈的苍龙到得很晚，气喘吁吁的胖猪最后一个到。王功曹宣布名次：第一名是子鼠、第五名是辰龙、末位是亥猪。硕鼠兴高采烈，胖猪自认晦气，只有苍龙，由不满到咆哮公堂：本龙呼风唤雨，气吞山河，说本领谁能比我？来此一趟，与尔辈为伍，已经够意思的了，但公然屈居第五名，排在兔儿爷之后，简直气煞我也！鼠辈有何德能，为什么位列前茅？王功曹指着苍龙说：尔知道前年鼠象大战滇黔间的故事吗？见它不吱声，继续说，战事发生在罗平与兴义间的平原上，那天是小满，巳时左右，平原上的千顷瓜田西侧出现了数十头大象，东侧出现了数万只老鼠，双方都是趁这个黄道吉日来此品尝香瓜的。两族群是第一次狭路相逢，但各不退让。敌视对阵有顷，象群司令忽地大喊：冲过去，踩死鼠辈！鼠辈们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凭借它们小巧灵活的身躯，勇敢而敏捷的行止，东躲西闪，避开象蹄，跃上象鼻，直钻鼻孔。为首的大象正洋洋得意，忽感觉鼻孔内搅扰难受，倏地打了个大喷嚏，把一只硕鼠喷了出来，正打算用脚去踩，殊不知另一只老鼠又钻进了鼻孔，于是又是一个喷嚏……接着第二头、第三头，跟续是九头、十头，原野上，喷嚏连天。再后是小象的哭泣声，母象的声嘶力竭声，声闻于天。战斗进行了约莫一个时辰，冲在最前面大雄象花了最大的力气才将最后一只小耗子喷出鼻孔，大吼一声，掉头就跑。余众见之，个个都卷起长鼻，紧塌大耳，夹着短尾，发出呜咽声，跟着司令，逃之夭夭。
　　当王充讲完这则——有鼻子有耳朵的——鼠象大战故事后，指着苍龙的两个大鼻孔说：须知，鼠辈们是无孔不入的！苍龙基本折服了，但王充还不依不饶地说道：在座的十一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活脱儿的生物。而你——苍龙，却是个空乏其身，徒托虚名的乌有者！是皇室的图腾物，是皇帝要你张牙舞爪去威慑老百姓。仅凭这一点，今天才把你编排在第五位，已经是破题儿第一朝，希你识相点！否则，本功曹将让——能够吃铁吐火的——麒麟代替尔！苍龙终于俯首帖耳了。
　　蔡邕在这篇短文的末尾留下这样一句话：王充最擅伪言惑众，但一般听者往往皆俯仰由人。
　　王充尽管算得上是个饱学之士，但却官运欠佳，仅只当过几年郡功曹便被罢职归家。有人说这是与他不紧贴皇帝，怠慢皇帝的图腾物的缘故；同时亦影响他的十二生肖繁衍昌盛。此说很难令人苟同，因为他的十二生肖既无逻辑线性可循，也无什么哲思、明理之寓，可说是一盘色不鲜、味不美的污垢物。若与传统的五行说相比，下愚之见也；如与中外的星象学相对，小巫者哉。所以汉之前根本没有十二生肖之说，东汉之后到唐宋，此说也不太盛行，只是到了后来的蒙古人和女贞族人——这些拜物教——入侵华夏之后，才在社会上占了一席之地，但都只限于无知无识之辈。嗣后尽管有康熙辈推广之，当代人蔡铭超流亚吹棒之，但决不可能繁衍开来。因为它的表象是“形而下”的“器”，即低级物象，但内涵却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文科学。这门大学问，只有用“形而上”的“道揆”、“道眼”、“道理”探索之，明察之，才能得出个究竟，而不是王充那些胡谄瞎编的玩艺儿能够把表里事物说得清道得明的。

　　二
　　威力无比的龙，不少人心向往之，或者自我标榜：我们是龙子龙孙，所以时常听到“龙的传人”这首自鸣得意的歌曲。这叫阿Q情结。赵匡胤在闯荡江湖时，说赵子龙是他的祖先。后黄袍加身，又说春秋末的赵襄子，战国时的越武灵王是他的祖先。虽亦属阿Q情结，但还没有离谱。因为都姓赵，都是河北人。如果《百家姓》上的姓人都成了龙子龙孙，岂不“满天皆太阳”也？须知，“龙”是不会为它日常生计而忙碌的，如果华夏儿女都成了龙的传人，那么谁去种庄稼、缝衣服、挤牛奶、做满汉全席，供那些饕餮之龙大快朵颐及其他生活享受呢？事实是，汉民族的近代史从未有人充当过一天什么龙子龙孙、龙的传人。而且“龙”也并非华夏子民专利品或垄断物，西北高原早就有“龙城”、“龙庭”、“龙冈”等这些城市及地名。岂不闻“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飞将”，飞将军李广，“龙城”，匈奴王都。
　　“龙”，本来是少之又少的稀罕之物，纵令某些龙迷心窍者侥幸当过几天龙驹、龙鲤、龙亢，乃至于跑过几天龙套，也不是龙，连土龙都不是。你吃过几次满汉全席？你像道光、咸丰、慈禧时代的恭亲王奕欣（慈禧的姘头）那样——府里曾圈养过六七千奴仆吗？只有满清帝国的八旗贵族才算得上地道的龙子龙孙、龙的传人。
　　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天起，满族人家家户户都分到一份肥田沃土及广厦豪宅（京津区八旗贵族的庄子是在顺天、永平、保定、河间等地一带），从此他们便过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锦衣玉食生活，而且代代相传，永当贵族地主。但由于普遍低智商，不知凡几，不辨菽麦，不懂货殖，不学无术，几代人后便渐渐家道中落。再过几代人，由于满族子孙繁衍成为几何级数之最，收租吃饭的日子已是捉襟见肘。如果是汉人，马上转变成自耕农，还可保持中间偏上的生活，可满人作不到，因为他们的祖先是靠杀戮、抢劫起家的，子子孙孙个个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流。即既不懂稼穑，也畏惧稼穑之艰难，因此根本不去稼穑，做点小本生意么，如前言，不懂货殖，也不屑去做生意，所以到辛亥革命前夕，这些龙子龙孙们，几乎个个都是无所事事，混天过日，成天价拖着半截鞋，提着八哥笼，哼着“苏三离了洪洞县……”东游西荡。尽管经常都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但龙的传人——这派头，仍不减当年。大文豪曹雪芹有类似简历（尽管他还仅是汉军正白旗），后贫病交迫，英年早逝。

　　三
　　根据明朝后期大文豪兼社会学家杨升奄（四川新都人）对龙的深究后说：龙生九子，只一为龙（《升奄外集》）。其余的都不是龙。执此说的还有名家谢肇淅（见他的《杂俎》、《物部》），沈德符（见他的《龙子》），陈容（见他的《椒园杂记》）。他们都是明正德至天启年间的闻人；都是用形而上的哲思易理来探索一些与人类社会息息相关的事物及问题。他们共同认为这八个其余的：一曰蒲牢，寺庙里的大钟上铸有此兽，好鸣；二曰囚牛，胡琴头上刻有此兽，好听；三曰睚眦，怒目，为刀剑上吞口，好杀；四曰嘲风，殿角走兽，好窥；五曰螭虎，考试院绘有此兽，好文……
　　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第二个观点是：龙乃稀异怪兽。既会飞，又会跑，还会游，如其多多许，其他飞禽走兽（包括人类），龟鳖鱼虾将无生存际遇。还特别引证耶律楚材在视察雍州旱魃肆虐时的一句话：龙多不涌水。在路过呼伦湖遇上暴洪时又说过一句话：龙多不治水。第三个共同点：有善善从长的龙，有恶恶忤逆之龙，有庸虚无为之龙。其中善龙最少，恶龙尤多，庸龙特多。第四个共同点：善龙国君屈指可数，只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另是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算是差强人意的善龙国君。至于恶龙君主，要数夏桀、商纣、周厉王和秦始皇这四个，其中又以秦始皇为最，并以《古诗纪》论证之：“恶龙秦始皇，暴戾非寻常。生灵坠涂炭，江河似沸汤。杀人像割草，坑儒又屠降。成天想万岁，徐福逃东洋。”后一类是那些不郎不秀的庸龙君主，几位闻人例举了十多个昏乱君主：秦二世对鹿与马并不十分辨别得清楚，所以当赵高指鹿为马，又有几个臣工附和赵说时，他也就认鹿为马了。晋惠帝（司马衷）听臣僚禀报，成千上万的百姓因无粮可食而沦为饿殍时，他却说：为何不吃肉糜？朱温——这个所谓梁太祖，毕生流氓成性，荒淫不堪，长期与几个儿媳有染。有次，他公然在人众面前斥责三儿朱有王圭 ：王凤玉（朱有王圭 娇妻）乃朕之锦卵（“禁脔”之误），尔怎敢阻止她前来侍寝……庸龙之君虽不及恶龙之君那样残酷、霸道，但他们人数多，治世长，所以中华历史便是：阳春白雪之时少，阴霾、萧瑟之时多。
　　至于明朝。几位闻人得出的结论：虽有大杀功臣，庭杖大臣，大兴文字狱等恶行，但都属上中层之间的猜疑，忌妒、倾轧，而对下层黎庶还算体谅民情，休养生息，至少还没有成百上千万的冻死骨，饥饿殍。所以认定从朱元璋到天启这阶段是庸龙君主历史。但在字里行间也不乏隐晦怨怼与抨击。如或问：凤阳名扬天下，黎民是否不乏？马上引证古诗词作答：“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安得务农息战事，天下无吏不索钱”；“但愿众生皆温饱，辞去羸病卧残阳。”又问：“从洪武到泰昌，百姓是否安康”？答曰：“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身为野老已无责，路有流民终动心”；“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后有两首寓意深长的绝句：“人心不古强凌弱，时风日下鬼啖人”；“华夏子孙无雄伯兮，难御东西魑魅鬼。”——这几位忧国忧民的大闻人的诗文出来后不久果然言中了。接下来便是皇太极、多尔衮、康雍乾等魑魅鬼统治华夏。
　　奉劝那些“龙的传人”，你的近代史祖先们无一是龙，甚至连皇亲国戚都找不出一个。再说，除善龙天子外，其余的个个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压迫人，束缚人，奴役人，而且不准人——凡夫俗子发表任何相忍为国的不同意见，否则便是杀头、凌迟；甚至于诛九族，灭十族（方孝儒便是被朱棣灭十族的。——除九族外再加弟子、门生族）。
　　再有，你若朝思暮想着龙，善龙太忙，没时间见你，恶龙不屑见你，只有那些庸龙，有鉴于你的虔诚，自己又可出次风头，可能会亲自上门见你。但若见之，你必会像《叶公好龙》那样：失其魂魄。六神无主，飞快逃亡。
　　结束语：十二生肖，只有拜物教的康熙及蔡铭超之流才会那么崇信及顶礼膜拜，正常的华夏子民们是不屑于此术的。

luo

“尉氏官场”——官吏关于腐败的变脸[转帖]

“尉氏官场”——官吏关于腐败的变脸

川剧中有一首绝活叫变脸，演员把脸一甩，就能变出一张脸，妖魔鬼怪，张牙舞爪，看着让人心惊肉跳。现在进步了，多了米老鼠孙悟空啥的面孔，但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字——变。
川剧变脸是游戏，看着好玩。可要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官员们也玩儿变脸，可就一点儿都不好玩，简直是可恶了。
“为人民服务”是耸立在各地政府办公大楼里里外外最显眼，也是使用率最高的文字，这句口号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人民当家作主”之心。而中国的官员也因此被称为“人民公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后边，隐藏的却是尉氏县委、县政府部分官员上下其手的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
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有土地被非法占用，国家专项资金被个人占有，政府财政被非法侵吞，农民利益遭到野蛮的侵害，企业经营遭到变相勒索，桩桩件件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之下明目张胆的被实施着。
国家政策遭到损害，政府形象遭到损害，国家法纪遭到损害，公民权利遭到损害，企业利益遭到损害，政策沦丧，法纪凋零，百姓哀告无门，企业欲哭无泪，尉氏县境内混天惨地，日月无光，谁能想到，中原大地堂堂一级国家政府会将人民赋予是权利视为个人私产，会将党纪国法视若无物，欲壑难填，古今巨鳄无出其右，飞扬跋扈，历代权霸望尘莫及。
尉氏县部分政府官员们，在同一个脑袋上，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的变换着颜色“变脸”尤其是在腐败问题上。
痛恨腐败；在开会讲话和发言表态的时侯。一旦提到反腐败，他们就会义愤填膺，慷慨激昂，对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都恨得咬牙切齿，并明确表示，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腐败分子斗争到底。单看这张脸，“应是一个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好党员，好干部。
羡慕腐败；羡慕的结果是崇拜，崇拜更大的官，管官的官。崇拜能从权利中捞取更大的好处。尤其一见到大一点的官，两腿打软，腰也自觉不自觉地弯了下去。心里还直嘀咕！人生一世，还得当大官。瞧人家多气派！
利用腐败；想升官的时候，想办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腐败。这些人担心的，不是会不会助长腐败，而是自己能不能拉上关系。只怕自己的目的能不能达到，而不怕对方犯错误，更不怕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纵容腐败；一个上级领导到下级地方检查工作，不喝酒，不搓麻，不安排娱乐活动，周边总会有一些人相劝：“劳逸结合吗，不然，怎么能做好工作？”“我们接待过不少领导，都不像你这么原则。靠你一个人，能改变社会风气？”纵容领导腐败的目的，是拉近和领导的关系。纵容腐败者，虽然表面露的是一张“笑脸”、“白脸”，而实际却是一张肮脏的、别有用心的脸。

211k

luo：旺村有功！多谢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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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郭沫若之子郭世英鲜为人知的往事[转帖]

　　　　身为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1942~1968)条件优越，学习和生活的环境比一般同学要强，但高中时的他执意选择了艰辛的思索之路。他怀着坚韧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忧虑心思，与他的一群志向远大的同学冒险探索祖国发展的未来。后人

　　应该记取他们的思考与付出，他们留下的东西应该视为改革开放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之一。

　　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

　　我和郭世英高中都是北京市101中学的，当时我在58级高中一班，郭世英、张鹤慈、叶蓉青在58级高中二班，孙经武在四班。张鹤慈的父亲是北大生物系的张宗炳教授，著名的杀虫剂研究专家。孙经武的父亲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将军衔。叶蓉青的父亲是成都军区一位高级干部。

　　我们一班和二班就一墙之隔，所以我每天都能看见他们。郭世英每天都要和张鹤慈、孙经武、叶蓉青讨论问题，即使是课间休息十分钟他们也不会放过。他们不希望有其他同学参加他们的讨论，也没有人到他们身边去听，大多数同学认为他们4人都是有逆向思维倾向的人，产生一定的惧怕心理，对他们敬而远之。他们对中学的课程不屑一顾，常听他们说大学的课程诸如微积分之类早已经自学完了。他们在校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拔尖，因为他们根本没把心思放在中学课程上。

　　“彭德怀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

　　郭世英最爱读政治、哲学、经济方面的书，在他十六、七岁期间，已读过了马、恩、列、斯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培根、康德、孟德斯鸠、斯宾诺莎等人的大量著作。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冷观一些世人瞩目的问题，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和我有两次涉猎当时政治问题的谈话。

　　一次是在校图书馆，当时只有我和郭世英两人，我在看一本文学杂志，他在看报，他突然指着报上的一篇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问我说：“你对彭德怀的问题怎么看？”我一愣，回答道：“庐山会议早作结论了，反党集团头目。”他瞪了我一眼说：“你怎么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认为彭德怀是一个为民请命的人，我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裁决。”我不知该再说什么，突然我想起一件事，顺口答道：“我天津有一个表兄去年对我也这么说，他说彭德怀早晚得平反，只是时间问题。”他点头道：“没错，你表兄有见识！”我忽然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忙悄声对他说：“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表兄说过的话。”他竟然笑了起来，说：“你呀你，放心吧！”

　　另一次是在草地旁，当时我正在翻看着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两本小册子，郭世英问我：“你对两论怎么看？”“经典，经典！”我连声赞道。他点了点头，瞬间脸上又流露出凝重的表情：“不错，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搞的三面红旗违背了自己的哲学，想在一夜之间在中国建成共产主义，是好心办了错事。更遗憾的是他不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意见。实际上，赫鲁晓夫对中国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跃进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不禁打了几个寒颤：“你是说毛主席也有缺点？！这是不可能的！”郭世英看我紧张的样子，反而轻松地笑了起来：“你真是书呆子，毛主席自己都说过，除了婴儿和死人以外，都会有缺点和错误。毛主席怎么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呢！”

　　我不想再和他谈这个危险的话题，问他：“你手里是两本什么书？”他将书封面摊给我说：“《联**史》和《斯大林传略》。”“啊，都很经典吧。”我惊叹道。他的嘴角却流露出轻蔑的一笑说：“是啊，只可惜里面不少与历史事实不符，到处是错误结论。”我一听又是吓了一跳，问道：“你又发现了什么问题？”他稍眯了一下眼睛说：“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的政治观点和列宁、斯大林有分歧，因此遭到暗杀和处决，这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冤案。这只是其中的几件事。”我很为世英担心。我告诫他说：“世英，你这些思想与上面的提法差异很大，是危险的，弄不好是要被批判的。”他却坦然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将他的目光移向远方，那目光像是两把利剑，似乎要把远方的山都穿透。停顿了片刻，他坚定地说：“面对真理我无所畏惧。”他那眼神我至今难以忘怀。

　　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

　　高中毕业以后，郭世英进了北京外交学院，孙经武进了哈军工，叶蓉青被录取到西安某军医大学，张鹤慈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

　　1962年4月，郭世英来我家找我，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不把重点工作放在经济上，还在高谈“阶级斗争”。这样下去以后会出乱子的。又说，他不想学外交了，想转学到北大哲学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建设。他说，你爸是北大教授，带我去一趟哲学系吧。

　　我把他带到了哲学系，系里的负责人一听说要转系，很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北京大学，怎么能随便从外校转来呢？”当郭世英拿出父亲郭沫若的亲笔信后，那位负责人大吃一惊，态度即刻大变。不久，郭世英转到了北大哲学系。

　　郭世英等人这一系列超乎常人的奇特思想，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必然成为热烈追求自由平等思想的郭、张、孙、叶等人思想反叛的土壤，以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特殊案件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从来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

　　1963年春季的一天，郭世英、张鹤慈突然气喘吁吁、踉踉跄跄、满身泥泞地闯进了我家。我急问他们出了什么事？他俩情绪稍稳定后，郭世英又显出他平时凛然自若的神情说：“别问了，快让我们洗个澡，在你家暂避一下。”我即刻带他们到浴室洗澡。

　　父亲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郭世英和张鹤慈，他们可能是遇到了“麻烦”，在咱家暂避一下。父亲沉吟了一下，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回他的书房里去了。

　　郭、张二人洗完澡后，我悄声问道：“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做了不该做的事？”郭世英坚定地回答说：“没什么，我们从来做的都是该做的事，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我疑惑地点头说：“那就好。”张鹤慈说：“万石，你就别问了，你也管不了，绝不会给你添麻烦的。”我又有些心悸地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他俩在我家又坐了约20分钟，道谢后就离去了，想不到这次离别，竟成了我和郭世英的永诀。

　　不久以后，我就从当时在北京农业大学读书的妹妹阎万英口中得知郭世英惨死的噩耗，她说外界传说是自杀，实际上是那些“造反派”把他从楼顶上推下去的!

　　对于郭世英的死，我感到十分震惊和悲痛。郭世英与我同龄，论月份比我大一个月，死时年仅26岁。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方面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更可贵的是他的忠耿、执著、坚持真理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京青年报》7.10　阎万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