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转帖] 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安德烈已经差一大截。但是经过“阳台夜话”,龙应台说,她确定自己可以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庸”
龙应台的“伤心笔记” 发布时间: 2009-07-02 14:26 来源:文摘报 家庭教育?公民教育? 龙应台艰难地决定离开10岁的菲利普、14岁的安德烈,离开欧洲到台北市政府去工作;4年后,她又毅然决定离开市政府。“我知道,如果现在不退下来的话,我跟孩子就不可能再有亲密共处 的机会了,也许此生都不会再有。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们不会等你。”龙应台决定创造一个可以跟孩子相处的空间。她到了香港,老二菲利普来香港和她生活,“共处了很甜蜜的两年”。 菲利普那时已14岁,母子每天都有很多话:谈学校、谈政治、谈价值观。母子一起买菜,也一起上街。“虽然他很小,却像两代知识分子在交谈。”两年后菲利普回到德国父亲身边,大儿子来到母亲身边。龙应台突然发现:“小时候又亲又搂,爱得不得了的小天使,变成了一个冷冰冰的独角怪兽。”“那种困境,跟你说你爱一个人,但却不被他所爱,还挺像的。” 龙应台作出的挽救努力是约儿子写专栏,以此捆绑住跟儿子的交流。儿子答应了,专栏居然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3年后推出的结集《亲爱的安德烈》成为两岸三地的畅销书。 遛狗的比跑百米的平庸? 记者:反响最大的就是《给河马刷牙》那篇,那是个亲子关系的话题吧? 龙应台:那天晚上我俩都睡不着,到阳台上去看海。三更半夜,外面一片黑沉沉的大海,他在阳台上开始抽烟,我们就像两个室友在阳台碰到了,开始谈话,一直谈到清晨3点钟。 安德烈突然说,他已经相信,他现在以及将来都会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我会不会对他失望?我听了心里吓一跳,心想,我20岁的时候会这样说自己吗? 1972年我20岁,那时的台湾还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边缘的社会,我的家庭是从大陆过来的难民家庭,所以也是贫穷的、艰辛的,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平庸。我们都觉得自己很聪明,要为国家民族做大事。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的很大很重。那么安德烈感觉自己平庸的观念从哪儿来的? 那晚开启了这样一个话题,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给河马刷牙》,主要的意思是说到底什么叫“平庸”。举个例子,你如果早上到一个学校的操场上去散步,有的人拉着一只狗去遛,有的人在那儿练习跑100米,有的人练习跑5000米,那悠哉悠哉遛狗的人碰到那个跑5000米的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们根本在做不同的事情;跑5000米的那个人旁边冲过一个跑百米的人,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平庸,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一样。平庸与否,其实完全要看你把目标设定在哪个轨道上。 记者:如果你儿子平庸,你真的不会觉得失望吗? 龙应台:我思考了之后觉得,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 记者:安德烈好像有些“玩世不恭”,你希望他有担当吗? 龙应台:那倒没有。我蛮欣赏他的那种自我嘲讽的幽默感,他的幽默很黑色、很尖锐,很出人意表,很不屑于造作。我对他没有“铁肩担道义”的期待,也知道他不是那样的“料”。但安德烈并不是“虚无”的。有一次,他回家来,看见我一个人坐在书桌旁生气,问:“你怎么啦?”我就告诉他,台湾某作者因为文章“政治不正确”而受挞伐,这种挞伐完全是民主的倒退,尤其因此还把公职给丢了。我生气,是因为我正在写书闭关,没时间去“主持正义”,因此更觉得郁闷。你知道安德烈的反应吗? 他说:“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总有理由为自己的不行动、不作为找到借口。这种事情不反抗,不挺身批判,那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反抗、值得出来的?” 记者:安德烈对公共生活还是挺在意的,比方有一年他就提到,香港的抗议游行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轻人和大学生很少。 龙应台:对,有时候我会被他的那种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所骗,当他用嘲讽的态度在谈事情时,会给我一个印象:他就是觉得“甲虫身上的红点比烈士的鲜血还要美丽”的那种人。但同时,比如说他对于香港游行的看法,其实他又非常地主张社会参与以及用行动去改造社会、去影响社会、去抵抗不公平的事情,也许他自己也在虚无感跟积极社会参与之间摇摆。 记者:一般的母子在家里谈论的基本都是私人话题,你是否是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 龙应台:天然和引导是一起的。譬如在他们很小时,每晚我爱给他们讲故事。从《西游记》第一篇讲到第一百篇,或者《三国演义》、或者德国童话。讨论孙悟空为什么被装上紧箍、武松为什么打人时,就开始了一种知性的对话了。讲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然后问,你觉得毒苹果会不会特别红,因此特别有吸引力?把野狼开肠破肚救小羊──狼有那么可恶、羊有那么可爱吗? 我们就是这样一路“思辨”过来的。你看这本书里有个故事:菲利普14岁读香港的国际学校,有天回来气冲冲地说他的iPod被老师没收了。别的家长会怎么反应我不知道,我就说,你生什么气,你先把校规找出来,看看校规的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老师有没有权利这样做,先了解你的权利义务再生气不迟啊。他就把校规找出来,我们开始讨论如果他要采取“抗议”行动的话,他要思虑些什么。在这样的过程里,社会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处理及面对人际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触到了。 菲利普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上网,不是玩游戏,而是看新闻。于是就常有这么一个镜头:我在厨房做午餐,他从他的房间里对我大声说:“俄罗斯那个石油大王被普京逮捕了!”“教宗选举就要揭晓啦!”“以色列又轰炸巴勒斯坦了。” 我还记得新教宗名字出现的那天,他跟我说他好失望,新当选的教宗是德国人。为什么会失望,他说这表示天主教没进步,到最后还是选一个中欧的白种人,为什么那个黑人主教没选上呢?为什么不选那个拉丁美洲的主教呢?选上他们才表示你这传统宗教有大魄力、大突破。我们之间这些谈话,延续的是小时候讲童话的气氛。 他们是这样上语文课的 记者:孩子有这种意识是跟家庭教育有关系呢,还是跟公共教育也有关系? 龙应台:家庭是一个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安德烈10岁那年,有天他特别高兴,说他们全班同学不用去上学,而是要去看戏,看《爱丽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来说,同学们讨论过了,这个戏不好看,演员表现得不好。我说,那要不要表达意见?结果他们真的跟老师讨论他们对这个戏的看法,老师就鼓励孩子们给那个导演写封信。导演立即给他们写了回信,并且邀请全班同学在某天下午到剧院见面。 这班孩子再次来到剧院,导演、编剧、演员全在场,跟这15个10岁的孩子仔细地讨论这个剧。所以这种知性讨论的气氛不只是发生在家庭里,也发生在社会里。 而且,这种情形是常规的、日常的。比如,他们小学时在课堂上常常要做口头报告和演讲。不是去背东西,而是老师给一个演讲题目,然后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研究,写一个报告当众演讲,这个训练在他们的学校里一直都有。我记得菲利普12岁那年讲过老子;高三那年还作过一场一小时的演讲,题目是“台海两岸关系”。 我记得安德烈17岁高二时,说他们在德文课上读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伽利略》,然后讨论。剧本写的是伽利略发现了地球的原理,但这个原理是教会所不容的。我们平常所学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坚持他的理论,可是布莱希特写伽利略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我跟你硬碰硬,为了我的伟大的原则我被教会迫害而死;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对你屈服来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后我还有更多的发现、更大的贡献、更大的颠覆要做。剧本的结局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而这个选择会被很多人认为他“变节”,屈服了,但是他是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我问他,在你们的讨论里,最核心的是什么?他说,讨论到最后的核心就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教廷或国家这种巨大的机器,个人什么时候要抗争、要牺牲,什么时候是可以妥协、可以退让的。 我听得惊心动魄,这群17岁孩子是在上语文课吗?个人面对国家机器如何自处,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题目吗? 记者:大部分父母跟孩子之间,有些特定的议题是肯定出现的。一个是父母规定孩子不能怎么样,就是“戒”;还有一个,就是规定孩子“要怎么样”,比如帮助他设计道路、选择职业、选择专业。这样的课题你们发生过吗? 龙应台:他们小一点的时候,会有“律”,譬如几岁之前,晚上9点以前上床;几岁之前,半夜十二点之前要回到家等等。也有要求,譬如小时候带他去上游泳课、钢琴课,不准不去。但超过十七八岁,“律”都变成“自律”。他抽烟我很不喜欢,但我无可奈何。你对我要有礼貌,不在室内抽烟,我们在同一室内的时候不抽烟,是普通的成人戒律而非母子戒律了。 记者:《亲爱的安德烈》是一本亲子相处的“教育手册”吗? 龙应台:我觉得不是。倒可以叫做一个母亲的“伤心笔记”。里面是一个做母亲的人,在挫败中如何试着去跟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相处,如何去了解他这一代人。我边做边跌倒,边跌倒边做,是一个饱受挫折的过程。我诚实地把我尝试的过程写出来。 (《南方周末》6.25夏辰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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