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 -- 第七章 金山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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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

作者：张翎

引子 第一章　金山梦 第二章　金山险 第三章　金山约 ostID=375806">第四章　金山乱 第五章　金山迹 第六章　金山缘 第七章　金山阻 第八章　金山怨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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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二〇〇四年，广东开平和安乡

　　晌午欧阳云安带艾米?史密斯到敬老院看谢阿元。
　　艾米在中国的行程已经修改了两次。最初的计划是在广州只呆一天，签完碉楼托管文件，就直接取道香港返回温哥华。无论是广州还是开平，还是那座叫得贤居的碉楼，还是那个叫谢阿元的老人，对艾米来说都是一些陌生而意义模糊的名字。她来了，只是为了完成—个不可理喻的母亲的嘱托，如此而已。没想到，一天的行程变成了两天，两天的行程变成了三天，转眼她已经在开平呆了五天了。那个姓欧阳的政府官员，硬是在她岩石一样贫瘠的想象力上擦出了火花。她的好奇心终于给引燃起来了。她开始考虑是否再次更改航班，在这里呆足一个星期。她任教的大学已经放暑假，她并不用急着回去给学生上课。可是她得和马克商量一下，是否需要推延去阿拉斯加的旅游计划。
　　马克是艾米的男朋友。每当艾米这样跟别人介绍马克时，都感觉滑稽。男朋友应该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的词汇，而—个将近五十岁的女人用这样的词汇介绍—个将近六十岁的男人时，就像是满身寿斑的老太太穿上了露出大腿根的超短裙一样不合时宜。可是艾米暂时还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词。相比之下，她更憎恶“情人”、“性伙伴”或者“同居者”。
　　马克也在艾米所在的大学当教授，她教社会学，他教哲学，不在—个系，却都归在人文学院里，算同事。只是因为人文学院教授云集，艾米和马克不过是点头之交而已。有一年人文学院的院长退休，学校里开了一个送别酒会，艾米端了一杯马提尼走到马克身边，两人才真正搭上了话。那天绝对是艾米主动出击，艾米借着马提尼的掩护肆无忌惮地吊马克的膀子。艾米那时刚刚从前边一个男人那里搬出来，急切地想填补一下空缺。当然，艾米也不是盲目出击的。当她擦着马克身边走过的时候，她已经一眼就看清了这个男人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一道白色的凹陷下去的痕迹——那是戒指留下的印记。这个男人的这根指头上，曾经套过一枚结婚戒指。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这一刻已经摘下了戒指。
　　艾米那晚吊马克的膀子吊得相当精彩，三杯马提尼之后马克已经躺在了她公寓的床上，而且—个周末都没有回去。不过他们的同居生活并不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后来做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周末情人，单周在艾米的公寓，双周在马克的公寓。这样简单却绝对公平的轮值制度实施了一年之后，马克提出了搬到一起的建议。艾米之所以同意马克搬进来，是因为经过一年的考察，艾米看出来马克并无求婚的意思，这叫艾米放了心。
　　马克和艾米在对一纸婚约的排斥上相当志同道合，却是为着不同的缘由。马克为前一段婚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赡养费几乎耗去了他月收入的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只够他节衣缩食地过一份单身汉生活。如果那一半再被人分去一半，他只能睡公园的长凳了。而艾米却是从未结过婚的。艾米不想结婚的原因，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源远流长的。艾米家族的女性，似乎都与婚姻无缘。她的外祖母，—个没有名字，却把外号叫成了名字的女人，与她的外祖父同居了一辈子。虽然死后墓碑上写着“方公锦山之妻周氏”，那只是她外祖父老迈时的心血来潮之举。艾米从没见过那个叫猫眼的女人，对她的身世所知甚少，因为她的母亲方延龄很早就离家出走，等到延龄终于肯回家见父母的时候，猫眼已经去世了。
　　艾米的母亲延龄，也是一生没有结婚，不停地从—个男人流落到另—个男人那里。开始的时候，在某个男人身边逗留的时间还相对长一些。到后来，一段情缘和另一段情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最短的从开始到结束只维持了两天。艾米的生命，就是在这样无数个流星一样闪烁而过的暗夜里毫无准备地孕育下来的，艾米至今也不知道生父是谁，只能从自己眼睛头发的颜色来推测，那个再也没有在母亲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是—个白种人。延龄不想让女儿袭用—个中国姓，所以延龄用—个最普通的洋人姓氏史密斯，将艾米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纸上。
　　基因，可能是我们家的基因。艾米这样对马克解释她对婚姻的立场。最先是无意识的、被动的、没有选择的，比如猫眼。到后来就渐渐演绎成了自由意志的抉择，比如自己。方家的女人连续三代与婚姻擦肩而过。马克听了，无话，却拥住艾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艾米期待着马克如释重负的叹息，可是马克的叹息里似乎另有一些意蕴，隐隐的，竟像有一两分的惋惜，倒叫艾米生出些意外来。
　　艾米原先和马克约定，一待学校放假就动身去阿拉斯加，是旅游，也为了考察爱斯基摩文化。没想到中间横生出了一趟中国之旅，而这趟中国之旅中间，又横生出一些意外的枝节，阿拉斯加的计划只好延后了。马克送机的时候，曾对满脸不情愿的艾米说也许这会成为你的寻根之旅。艾米冷冷—笑，说像我这样拥有零位父亲、零点五位母亲的人，根是生在岩石之上的半寸薄土里的，一眼就看清了，还需要寻吗?可是那日傍晚当她和欧阳云安在得贤居的楼梯脚里，意外地发现了那几十封书信，看见了她的外祖母抱着她的母亲站在无名河边微笑的照片时，根的感觉猝不及防地击中了她。
　　艾米把自己在开平的每一样新发现，都——用电子邮件写下来寄给马克。马克是个懒散之人，平日除了学术研究上的事，极少给人写信，更不用说打电话聊天。艾米给马克写信，仅仅是为了找个人倾诉，马克当然是最现成的人选。艾米并不指望马克回应，没想到每一封信、每一件事，马克都有回应，尽管都是三言两语。
　　“理解。”
　　“还有呢?”
　　“耐心些，****需要时间。”
　　“不可思议。”
　　“再挖得深一点。”
　　“为什么不?”
　　马克的每一句话，都如一个手指，在艾米被渐渐接近的****搅动得高度兴奋起来的心尖上轻轻地挠了一挠，叫艾米不由得有些感动。同居三年多了，艾米第一次觉出了马克的懒散其实不是那种一条缝隙都找不着的懒散。马克对她的生活，仿佛还是有着那么一点刨根问底的兴趣。
　　在去敬老院的路上，欧阳再次对艾米解释了谢阿元和她的关系。“这个人是你的姑公。你姑婆死后，他—生没有再娶过。”欧阳说。
　　艾米没有听懂这个古怪的称呼。艾米听不懂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她的中文程度。她的中文其实不是纸老虎，穿帮是有的，却不经常。她学中文既非出于兴趣，也非出于感情。当年她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念博士学位的时候，需要选一门外语课。她在斯瓦西里语和汉语中间徘徊了很久——她的论文方向是非洲族群的社会演变。最后她终于忍痛丢弃了学斯瓦西里语的梦想而选修了汉语，是因为她多少有一点汉语基础，可以较为轻松地拿到学分。她当时那点有限的汉语基础，并不来自她的母亲，母亲在她年轻的时候从来只对她说英文。她念中学的时候，暑期里常常去餐馆打工挣零花钱。有好几个假期她都在一家中餐馆端盘子，就是在那里，她捡拾了一些零星的汉语知识。
　　艾米不懂姑公这个称呼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在艾米的人生辞典里，属于亲属的那—个章节出乎寻常地贫瘠单薄一只有母亲和外公这两个词。艾米没有父亲，也就没有了父亲这一大族系的亲属。艾米虽有母亲，可是母亲并无兄弟姐妹，所以艾米的旁系亲属概念几乎是一片空白。
　　欧阳就掏出纸笔，草草地画了一棵树，树上长着些层层叠叠的枝桠，枝桠上写了些字。欧阳说这是你们家简缩版的族谱，最上面的那些人，太老了，你肯定不认识，就不说他了。还是从你太外公说起吧。
　　“你太外公，就是建得贤居的那个人，有两个儿子，—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就是你的外公方锦山。你外公和他的弟弟妹妹，都已经去世。那—代人里。如今只有你外公的妹夫谢阿元还活着。你外公兄妹三个虽然都各有子女，可是子女里头最后幸存下来的，只有你母亲—个人。而你母亲只有你—个孩子，所以在方氏家族方得法这一支派里，就只剩了你、你妈和谢阿元三个人了。谢阿元论辈分是你妈的姑父，所以你应该叫他姑公。”
　　艾米拿过那张纸，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才说我回去把它打印出来，给我妈也留一份。这种东西在英文里叫family tree，家族树，其实和中文都是—个意思。
　　两人到了敬老院，老远就看见院长站在门口等候他们。院长跟艾米握过手，就轻轻扯了扯欧阳的袖口。欧阳知道院长有话要跟他说，便叫艾米在门口等一等，自己跟院长进了办公室。院长关起门，面有难色。“侨办打过几个电话，我们当然要配合。可是谢阿元就是不肯见这个人，说‘半唐番’(混血儿)来了，就要打出门去。”
　　欧阳笑笑，说—个九十岁的老头了，还剩几两气力呢?你不用怕。院长说有你这个领导做主就好，好歹是件涉外的事呢。你没看见谢阿元早上闹得什么样子呢，中午吃过镇静剂，又睡过一阵午觉，现在好些了。
　　欧阳走出办公室，艾米就问：“是不是不肯见我。我的那个‘姑公’?”欧阳嘿嘿地笑，说到底是教授，脑子好使。艾米哼了一声，说那天在宾馆，他就恨不得撕了我呢。欧阳说其实撕了你也不是大过错；谢阿元一家人都死于非命。你太外公原先答应带他们一家去金山的，后来一直也没带走。若走了，哪会有后来的事?你说他不找你算账，还能找准呢?你要是怕，我们现在就回去。
　　艾米遭这一激，就激出些斗志来，握了两个拳头，踢出一只脚来，说谁怕谁呢?我是练跆拳道的，蓝带段，不信你试试?欧阳忙说不敢不敢，两人就进了阿元的房间。
　　阿元午睡刚醒，还躺在床上，睁着两只大眼睛瞪着天花板，眼神浑浊如大雨之后的泥潭。欧阳在床边坐下来，捻去他嘴边几颗饭粒，问阿元公今天中饭吃几碗?阿元的眼睛动了动，有了几分活气，说吃了一碗米饭，屙了一碗石子。阿元的牙齿早掉光了，装了一口的假牙，一说话咯啦咯啦地响，像含了一嘴的玻璃球。
　　欧阳大笑，从兜里掏出一个瓶子来，说老人家便秘最伤身。这个药是外国货，一天舀一勺，放在凉开水里和开了，喝起来像橘子水，治便秘最有效果。阿元也不接瓶子，却抓了欧阳的手，说阿安啊听你说话我就想起你阿爷年轻时候的样子啊。欧阳说阿元公我都五十几岁的人了，还年轻啊?阿元把欧阳的手捏出了青紫，说当年我要跟了你阿爷走就好了。
　　欧阳扶阿元坐起来，阿元眼睛一斜，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的艾米。阿元甩了欧阳的手，说你还是把这个半唐番带来了?欧阳说阿元公她是锦绣阿婆的亲侄孙女，方家的后代，就剩了这么一个了。人家从加拿大千里万里飞过来看你，你可不能撒野。
　　阿元呸了一声，说你不要提方家一个字，那家人没有一个守信用的。阿元一激动，额上就鼓出一个馒头大的包来。欧阳拍了拍阿元的背，说阿元公你也学会胡说八道了，当年金山封了埠不让唐人进去，他们有什么法子?后来解禁了，你大舅子锦山不是写信来，问锦绣阿婆要不要过埠的?你那时候整个脑子全装着革命进步，打死不肯去的，怨不得别人。阿元还不得嘴，只靠在床上牛似的喘着气，额上的包却渐渐地低软了下去。
　　“你叫她把锦绣怀乡还给我。”半晌，阿元才有气无力地说。
　　欧阳说她还真把他俩带回来了。艾米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布包，在床前蹲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姑公，说这是临行前我妈叫我带来的。其实也不是我妈的东西，是我外公临死前交给我妈的，说将来有人同开平，一定要带回去的。艾米打开布包，里头有两样东西，一样是几张颜色泛黄的老照片，另一样是一个手掌大小的铁皮盒子。盒子上印着一个西洋女人的头像，头像底下有几个英文字，是某某公司杏仁朱古力。铁皮盒上的油漆剥落了好些，女人的头脸上露出星星点点的污斑。
　　艾米打开铁皮盒，里头垫着一块布。掀开布，底下是一缕用红头绳扎起来的头发。红在这里只是一种由习俗而产生的猜测，其实颜色早已被岁月洗成一利，不明不白的灰褐。头发边上有一张小纸条，墨水虽然褪了，却勉强辨得出是“怀国周岁纪念”几个字。照片统共是三张。一张是锦绣和阿元的结婚照，右角上印着“广州开和影楼，民国二十二年”的字样。还有一张是怀乡穿绣花袄的大头脸照，背面写着“怀乡周岁宴客”几个字。另外的一张是全家福，六指坐在正中间，锦绣抱着怀乡站在左首，阿元牵着怀国站在有首。正面和背面都没有题字，怀乡看起来还很小，似乎才几个月的样子。
　　阿元的手颤颤地抖了起来，照片纸蛾子似的飞落到床单上，他没去捡。他已经多少年没见过妻儿的样子了。锦绣和孩子的照片，还有照片背后所有的记忆，都在那场大灾祸中焚为灰烬了。在时光隧道的尽头上，隔着六七十年的光阴，他猝不及防地撞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和妻儿，仿佛是一个赶路的人猛一回头撞见了鬼。他扯起一角被子蒙在脸上，像一条剁了尾巴的狗一样呜呜地哭了起来。
　　欧阳和艾米走出敬老院，天色已经暗了。欧阳掏出手机，要打电话给司机小吴，艾米说你能陪我走一走吗?欧阳就挂了电话。两人穿过渐渐热闹起来的街市，看着霓虹灯将夜空剪开一个一个五彩斑斓的洞眼，一路无话地走到了宾馆。
　　“你和我姑公，很熟吗?”艾米站下来，问欧阳。
　　欧阳点了点头。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教书先生。我高祖父教过你太外公。我爷爷教过你姑婆和姑公。你姑公年轻的时候，差一点跟我爷爷去从军。”
　　那晚艾米给马克的电子邮件很短，只有两句话：“今天跟欧阳去看了我的姑公。我相信我杀了这位九十岁的老人。”
　　马克的回信更短，只有一句话：“隧道那头就是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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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九年)，广尔开平和安乡自勉村

　　六指坐在天井里篦头。
　　中秋刚过，日头像一把秃了刃的刀，照在身上不再是尖刺的疼，却是一种酥麻的惬意。六指的头发很长，拆了髻子散下来，盛了满满一个脸盆。六指的头发虽有些花白，却依_日厚实，洗完是满满一把的纠结，梳通起来很是费劲。从前六指也曾叫儿媳妇区氏梳过，区氏于重，扯得六指的头皮疼了好几天，从那以后六指就再也不肯叫别人帮忙了。
　　终于梳通了，六指就把板凳移到风口，等着风把头发吹干。插头的物什早就挑好了，今天选的是一支玛瑙簪子，簪尾上有一个雕着花的坠子。簪子是阿法托人从南洋买回来的，在头油里浸过了许多年，渐渐浸成了一柄沉红。沉红是一个六十二岁女人的颜色，露足了脸，却又没有过头。梳过了头，六指拿了一面镜子照脸。六指这几年发福了，脸像一块绷扯紧的布，饱饱地看不出几个褶皱。今天不是年也不是节，六指不出门也不会客。可是六指即使不出门不会客，一个人在家里坐上一整天，她也还是想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她跟儿媳妇区氏说过很多遍，即使男人不在家，女人也得有自己的门面——那当然是对牛弹琴。
　　天井的那一角坐着邻舍阿莲婆，正在绣鞋面。阿莲的男人很多年前在金山过世了。阿莲男人在世的时候，阿莲过三两个月还能收到一封金山来的银信。男人死后，阿莲的家境就渐渐潦倒起来。如今阿莲家里早已将田产变卖尽了，现租种了人家的几亩薄田度日。六指时时叫她过来，帮忙家里的针线活计—电是周济她的意思。阿莲虽然比六指大几岁，眼神和针脚的功夫，却还是一等一的。
　　阿莲手里的活计，是一双小孩鞋面。阿莲已经在黑直贡呢的布上画好了粉底，正在挑选彩线绣牡丹花——这是给锦绣的女儿怀乡做的鞋。这些年六指的三个儿女都添了人丁。锦山的女儿延龄最大，今年十六。锦河的儿子耀锴居二，九岁。锦绣的两个儿女最小，儿子怀国五岁，女儿怀乡刚会走路。
　　六指如今孙儿孙女外孙儿外孙女四样俱全。除了延龄在金山，其余三个都在她身边。耀锴生下来就跟着区氏住在碉楼里，锦绣和阿元在乡里的学堂教书，怀国和怀乡就留在自勉村里养。耀锴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六指执意不肯送去锦绣和阿元的学堂念书，而是聘了一个先生在家授课。六指说学堂太远，路上来同不太平。这几年劫持金山客家人的事情虽然比从前少了许多，可六指还是不放心。当然，这只是六指的借口。真正的理由，六指并没有说。其实六指是听惯了三个孩子在碉楼里跑来跑去的声响，耀锴要是去了住宿学校，她的耳根一下子清闲了，心也就闲得没了着落。
　　阿莲一边在头发上抿针，一边问六指：“关婆，你家锦绣她阿爸，多少年没回家了?”六指过了六十，村里人就不再叫她六指r。无论男女老小，似乎都约好了，一齐改口叫她关婆。
　　六指淡淡一笑，说多年了，不记得了。其实六指记得很清楚，阿法最后一次离家，是她怀锦绣的那一年。锦绣今年二十六岁，阿法就是二十六年没回家了。她十七岁嫁入方家，至今四十多年了。阿法在洞房里就对她起过誓，一定要带她去金山，她却阴差一步阳错一脚始终没能去成。这些年阿法把叶落归根的话说了许多个来回，却哪一回也没能说实。阿法说一，回，六指盼一回。从端午开始盼，一盼盼到中秋：刚吃了月饼，就开始盼腊月。等到元宵的灯笼取下来时，六指就知道一年又落了空。渐渐地，六指的指望就淡薄了下来。六指知道自己男人是把脸面看得山一样重的人，破了产无颜回乡，天天想的就是怎样再把运气扳回来。这一想，就想去了十几年。
　　“男人这么久不回家，你不怕他在外头有人?”阿莲问六指。
　　阿莲这话像一根针在六指心里杵了一杵，突然把她杵得警醒起来。金山的男人在金山嫖妓，不是什么新鲜事。金山的男人在金山娶个妾侍，也是常听人讲起的。年轻的时候，就怕阿法娶个小的，不管是在乡里娶，还是在金山娶。怕了几十年，也就把这个事渐渐淡忘了。心里的那点烦恼，像是结了多年的痂，叫阿莲碰了一碰，又碰出一点血丝来，这才想起阿法这阵子的家书倒真是越来越稀少了。便勉强笑了笑，说他七十多的人了，没你家男人那点花头经。原本说好旧年回来过老，再也不走的，是我看日本人闹得太凶，叫他过了战乱再回来的。
　　阿莲把嘴里的线头咬断了，挪了挪凳子在六指身边坐下，看了六指一眼，才犹犹豫豫地说：“关婆这事你就随便当个笑话听着，别太当真。我娘家表侄，是永安里人，也在温哥华。上个月回来探亲，我去他家见了他一面。他说阿法，阿法……”
　　六指见不得阿莲欲言又止的样子，就呸了一口，说有屁就放，是不是我家阿法娶了小的，在外头又孵了一窝鸡?
　　阿莲被六指逗得扑哧一声笑了，说那倒没有。只是听说常常跟一个女人在一道，是个过了气的戏子，都是阿法接济的。
　　六指只觉得天上的日头咚的一声砸到了地上，砸得地颤颤地抖，也砸得她的心碎成了许许多多个瓣。阿莲见六指手里捏着一个簪子，在头上戳来戳去也找不着一个去处，就扔了鞋面，抓住六指的膝盖，使劲地摇晃起来。“这话传来传去，难免有传错的时候，关婆你可不能都信。你是个通文墨的人，自己给阿法写封信问一问，不就问清楚了?”阿莲劝道。
　　六指拨开阿莲的手，微微一笑，说其实，他也就是一个戏痴，没有别的。六指站起来，耳朵嗡地响了起来，仿佛有一窝黄蜂正在里头筑巢。她拔下发簪，伸进耳洞里掏了起来。深些。再深些。终于掏着了。她把簪子在衣服上抹了一抹，抹出一团猩红。
　　那条当年给婆婆麦氏剜过肉的腿，突然又短了起来，一扯一扯的，竞走不得路。六指扶着墙靠了一靠，才歪歪斜斜地朝屋里走去。屋里格外安静，只有墙上的自鸣钟在嚯啦嚯啦地拨动着。六指在半明不暗的天光中呆立了半晌，才看清她的儿媳妇区氏，正坐在楼梯口上打盹。区氏的脸埋在膝盖上，鼻孔里发出一串闷屁一样的鼾声，髻子上的那朵白绒花，刀似的割着六指的眼睛——区氏的阿妈旧年在圩市上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区氏至今还给阿妈戴着孝。
　　“耀锴呢，阿燕?”六指有气无力地问。
　　此刻六指的孙子耀锴，正领着锦绣的儿子怀国，走在通往村口无名河的路上。
　　平日这个时候，正是教书先生在书房里授课的时间。可是先生前日回乡过中秋去了，就给耀锴放了三天假。六指一早起来，就吩咐区氏去淆村里的剃头匠阿松来家里，把男丁的头发统统理一遍。上回阿松来，是端午节的事了，三个月的工夫，人人头上都是一蓬乱草。偏偏阿松头天晚上多喝了一杯黄汤，早上没能起得来，就叫方家多等了一会儿。阿松一晚，就把区氏等得眼困起来，抵不住坐在楼梯上，睡了一个回笼觉。耀锴就是趁着这个空子，带了怀国从碉楼里溜出去的。
　　这年春天苦早，人秋的时候倒狠狠地下了几场雨。路面上的泥叫日头晒干了，白花花的一层，水却是藏在底下的。一脚踩上去，吱溜吱溜地冒上一个湿脚印。六指管得紧，方家的孩子平日很少自己出门玩。耀锴和怀国走在路上，样样物件都新鲜。不多远，就看见芭蕉林边上匍了一圈泥孩子，都撅着屁股趴在地上看热闹。耀锴挤过去，才知道众人是在看蚂蚁搬家。
　　蚂蚁搬的是一只死蝇子，红头绿身，个头极大。蚂蚁如一粒一粒的细芝麻，黑黑地围了蝇子一身，却搬不动。后来有一只带头的，领了一群小蚂蚁，钻进了蝇子肚腹底下，蝇子就浮动了起来。孩子们便尖声呼叫起来。耀锴说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教书先生说了，只要心齐，蚂蚁还搬得动山呢。孩子们叫耀锴扫了兴，就小白脸小白脸地叫了几声，四下散了。耀锴站在那里，就有几分讪讪的。
　　耀锴从来没有下田插过秧割过稻子，也没有下水摇过橹摸过鱼虾。耀锴的脸，没有被日头晒过雨水打过，所以就比别人的白。可是耀锴最怕的，就是听见别人管他叫小白脸。有一回他问过阿人，怎么样才能不做小白脸?阿人听了笑得直颤，说你不想当白脸还不容易?到无名河打上几个滚，摸上两天鱼，就不是白脸了。可是黑脸的要当白脸，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他们得修上几辈子，才能修到做白脸的命。可是耀锴不信阿人的话。耀锴宁愿和村子里其他孩子一样，一脸一身黑皮，光脚在田埂上翻跟斗，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一刻钟才露头，光着屁股爬上岸，追着别人叫小白脸。
　　怀国见日头渐渐高了，就有些害怕，说阿哥我们回家吧，阿婆要骂的。耀锴说还早，阿哥带你去摸鱼。怀国说阿哥你会摸鱼?耀锴说这有什么?傻子都会。两人便将鞋子脱了提在手里，踩着一路的湿脚印去了河边。
　　天还早，水有几分冷，下河的人要到中午才会出动，这会儿河滩上静得能听见鱼在水里打嗝的声响。下过了几场雨，河水胖得把石阶吃进了一半。往下走去，人越走越矮，水越走越高，高得仿佛要从头顶上浇过来。耀锴觉得怀国的手在他的手里抽了一抽。
　　“回家吧，阿哥。”怀国说话的声音打着颤儿。
　　“不回。”耀锴回话的声音也打着颤儿。
　　耀锴不过咬着牙说了一句硬话而已，其实耀锴已经想着要回去的。只是这时，风和水打了一个照面，水突然就活了。水一下一下软软地挠着耀锴的脚心，轻轻地贴着耀锴的耳根说：
　　“下来吧，啊?”
　　耀锴禁不住这样的央求。耀锴松开了怀国的手，走下了石阶。
　　耀锴的尸体，一个时辰之后被抬进了方家碉楼。当时碉楼的人看见村夫抬进来一个泥包——耀锴的身子被厚厚一层淤泥裹住了，放在地上，流了满地的黑汤。六指把耀锴抱起来，横放在膝盖上，脸贴着脸，却是不哭。区氏一路哭哭啼啼地跑过来也要抱耀锴，六指拔下头上的发簪，猛地朝区氏脸上戳去。“你怎么就不困死过去呢?”六指狠狠地说。区氏不防，被六指戳倒在地上，捂着脸，剁了尾巴的狼似的嚎了起来。墨斗叫了几个家丁，死命地把她架到屋里去了。
　　六指打了一木盆水，给耀锴揩身子。六指把手巾的边角捻成一根布绳，仔仔细细地掏着耀锴的七孔和指甲里的淤泥。六指的水换了一盆又一盆，可是耀锴的脸，却再也擦洗不干净了。河泥仿佛已经钻进了耀锴的皮肤，耀锴的脸黑里透紫，像是—个和日头风雨做了一辈子对头的农夫。可是六指只是不肯歇手。
　　墨斗就来劝：“他阿人，区氏还年轻，将来再给你生一屋子，也不难。只是这孩子，总不能赤身露体躺在这里。再不换衣服，身子硬了，就换不成了。”
　　墨斗来抽六指手里的手巾，六指抗了几抗，就抗不动了，由着墨斗把手巾抽走，扶到树阴底下坐了。“木头人哪?知不知道找套衣服啊，你?”墨斗冲老婆阿月吼了一声。
　　阿月进屋找了一套衣服出来，是一套深蓝卡其立领学生装，崭新的，还没上过身——今年耀锴的身量长了许多，先前的衣服都捉襟见肘地小了，六指请了区裁缝过来，做了一批新衣。墨斗和阿月就给耀锴穿衣。六指擦洗得太久，耀锴的皮已经给擦得薄如蝉翼了。阿月手重，又留着指甲，系扣子的时候划着了耀锴的脸，右边颊上渗出隐隐一丝血来。墨斗骂了一声蠢猪，一脚把阿月踹到边上，自己来给耀锴穿着停当。新衣还没缩过水，略略地有些长。墨斗把袖子裤腿卷了一卷，又找了把梳子将耀锴的湿头发梳出—个中分的头型。脸色虽还是青紫的，却是干净利落的样子了。
　　“他再也不用怕，别人叫他，小白脸了。”
　　六指这才撕心裂肺地哭了出来。

　　民国三十年—一三十一年(公元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卑诗省温哥华市及亚伯塔省红鹿镇

　　延龄放学回家，一进门就觉出了家里气氛的不同。
　　阿爷那架唱了几十年的旧唱机在吱呀吱呀地转，不过唱的不是阿爷平日爱听的旧戏，却是阿爷新近在胜利债券筹款会上买的广东民歌金曲。饭菜已经准备妥帖，桌上摆的还是四样菜，都是新做的，而不是阿妈平素从茶楼里带回来的剩菜。这四样菜式里，有一样是一年也吃不上一回的姜葱龙虾。锅里还咕嘟咕嘟地炖着一锅汤，延龄掀开锅盖，是一锅浓郁的鸭架豆腐汤。今天阿妈不上班，可是阿妈即使歇班，也难得下功夫做这样精致的饭食。阿妈一周做六天的工，剩下的那—天，再也不肯在家事上操心的。
　　“你阿叔来信了。”阿爷递给延龄一个盖满了各式邮戳的信封。
　　阿叔锦河是在去年年底参军走的。当时本省政府不允许外籍侨民入伍，阿叔是到明尼托巴省才报上名的。一走多月，一直没有音信。阿爸从来不敢在阿爷面前提阿叔——都觉得凶多吉少，却没指望竟来信了。延龄打开信，还没看，就被阿爷抢了回去。
　　“你那点学问，哪里看得懂你阿叔的中文天书?还是阿爷给你念吧。”
　　阿爷掏出信肉来，戴上老花镜，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阿爷大概已经把这封信念过多回了，念完上一句，不看信也能把下一句背出来。

　　父亲大人敬集：
　　儿随军来到法兰西已近半载，一直居无定所，且所行之事乃军机，不得随意与家人联络。今日偶得一差至巴黎，才得以邮寄家书。所幸儿身体健壮平安，望父亲大人稍安勿念。儿在法兰西，见德占区百姓生活之窘迫，时时念及家乡父老受目寇之鱼肉，却慢未能亲赴战场为父兄战。据闻香港屡遭日军侵袭，汇款通信皆受阻碍，阿妈和锦绣妹妹生计，想必万分艰难。不孝儿离家之后，家中诸事只得阿嫂一只肩膀负担，实是愧疚难当。望阿哥多多体谅阿嫂之难处，阖家和睦彼此善待。


　　延龄扫了阿妈一眼，阿妈正背着身子舀汤。延龄看见阿妈的肩膀轻轻地抽了一抽，就猜到阿妈哭了——平生头一回，阿妈听见阿叔称她为“阿嫂”。


　　阿哥阿嫂身体是否安康?延龄贤侄女今年中学毕业，有否计划上大学?我和阿哥来金山时尚年幼，因家计所迫未能上得西洋学堂。延龄乃我方家在金山之第三代，阿叔殷切盼望汝能考入大学，为我方家争得头脸。此信之后，儿仍回法兰西南部小镇，无固定住址，不知何时能再寄家书。吾当小心行事，勿念。
　　 不孝儿锦河叩首
　　 民国三十年四月初十于法兰西巴黎城

　　阿爸用筷子敲了敲延龄跟前的饭碗，说你阿叔的话，听清楚了吗?好好读书上大学，都学明白了，洋番就欺负不了咱们方家了。
　　阿妈转身哼了一声，说女人就是读通了天书，还不是嫁人生仔?紧要的是陕，陕找工韫钱，总不能让我—个肩膀头扛到死吧?
　　阿爸的嘴角撇了—撇，挤出半句“妇人之……”又噎了回去。延龄知道阿爸是想发火的，可是忍住了。
　　终于太太平平地吃完了一顿夜饭，阿妈破天荒居然跟着阿爷和阿爸喝了一杯花雕。阿妈喝了酒，脸色倒不见变，只是咳嗽了起来。阿妈越咳越大声，后来就趴到水池子上，吐了起来。阿妈最近常常犯呕，吃没吃饱肚皮都一样。阿爸从绳子上抽下一条毛巾，递给阿妈擦嘴，说不会喝就不喝，又没有人拿刀逼你喝。延龄只觉得阿爸今天对阿妈也是破天荒的软绵。
　　放下碗，延龄就想回房间，却被阿妈从背后叫住了。“吃完现成的，也不会洗个碗?十八岁的人，除了会跟男仔吊膀子，你还会做什么?骨头都懒出水了。我八岁的时候，就煮一家人的饭了……”
　　阿妈的话如同一只蝇子，在延龄的耳道里撞来撞去，发出嘤嘤嗡嗡的回声。
　　一，二，三，四。延龄开始数数。要是数到十阿妈还不住嘴，她就要举起手里的盘子，摔他一个稀巴烂。幸好，数到八的时候，阿妈就回屋去了。
　　阿爷和阿爸点起了烟，屋里瞬间弥漫开一股劣质纸烟的辛辣。阿妈在屋里又干咳起来。干咳正要演化成一场湿呕的时候，却戛然而止。阿妈提着一个手袋从屋里走了出来一已经换了出门的衣服。
　　“下雨天，还要出去?”阿爸的脸黑了下来。
　　阿妈嗯了一声，算是回答。阿妈坐在板凳上穿鞋的时候，阿爸的脸已经黑得能拧出水来了。
　　“那几个钱不输在麻将桌上，你是死不安生哪?”阿爸嘭地拍了一巴掌，桌上的茶杯蹦了一蹦，茶水从杯盖里漏出来，爬出细细一条黑线。
　　“许你抽烟喝酒，不许我玩几把麻将?”阿妈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厨房里是一片长久的沉默。
　　“妇道人家榀钱养一家人，总不是常理。”半晌，阿爷才说。
　　阿爷的烧腊铺关张已经两三年了。阿爷开烧腊铺的时候，兜里至少还有几个买烟的铜板。烧腊铺一关，现在连花几个毫子到广东街看场戏也看不得了。
　　“阿山你的照相营生是一天比一天清冷了，如今兵荒马乱，谁有心思照相?要照也去大照相馆。你是不是出去找个事做，坐着干活的，一天做几个钟点，也好过没有。”阿爷说。
　　阿爸摇头，说又不是没找过。如今招人的，就是军工厂了。那个活，一天站到尾，我也没法做。
　　“要不，我们也去买点豆子，在家发豆芽菜，往洋番菜市送?三五个小钱的成本，卖得了就卖，卖不了自己家吃。街尾的阿唐家，做的就是这个营生，好像还有几个钱挣。”阿爷对阿爸说。
　　“也好，菜发完了，等延龄下学，就帮着送货，她英文好，洋番听得明白。”
　　屋里重新静了下来。
　　“我方得法命衰，老来落到这个地步。想当年，在二埠的农场，叫多少番仔眼红啊。也不知，你阿妈在乡下的日子，是怎么过法。”阿爷叹了一口气。
　　阿爸说乡下至少还有田产好卖，这一两年，总还能对付得下去。不像我们，月头吃月尾的工饷，顶得死死的，连转身放个屁的空隙都没有。
　　延龄把最后一个盘子放到碗柜里，解下围裙，飞也似的跑回了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闩上横栓，才牛似的呼出了一口憋了很久的气。这个家像个装朱古力的铁罐，她就是一粒朱古力糖豆，黑黑的死死的憋在这个罐子里，找不见针眼大小的一个透气孔。想象着自己拎着一个汁水淋漓的芽菜篮，在一家一家菜市里穿行，“一毫不行，八分行不”的兜售情形，延龄的冷汗流了下来。
　　楼下阿爷还在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接着是一阵叮咚的水声，像是阿爸在给阿爷的杯里续茶。
　　“狗都不出门的天，也不肯在家呆着。”延龄听见阿爸恨恨地说。
　　阿爸在说阿妈。每逢周一茶楼歇息，阿妈总是要出去和姐妹队打几圈麻将的，风雨无阻。
　　“阿山，你对她别总是黑着一张脸。”阿爷说。“她肚子里，说不定就是个男仔。那是老天不叫我方得法绝后啊。”阿爷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隐隐有了几分喜气。
　　延龄的脑子嘎嗒一声停顿了下来，一片空白，半晌才渐渐清醒过来。原来，她的阿妈，她那个老得可以做阿婆的阿妈，怀了仔了。家里本来四个人分的地盘，马上就要变成五个人了。不，不是均衡的五份。如果阿妈肚子里是个弟弟，这个弟弟是要占一半地盘的。剩下的，才是阿爷阿爸阿妈和她一起分。在那个四个人分的一半里，也不是均衡的四份。她的那一份，是那四份中最小的。延龄的数学虽然学得很是懵糟，这样简单的算法，她还是算得清的。
　　死了算了。
　　延龄把手捏成一个拳头，在胸腔上捶了一捶，却捶着了她衣服内兜里藏着的一张硬纸片——那是她这个学期大考的成绩单。纸片在她身上藏了两天了，已经藏得有了汗味。
　　英文 　　62分
　　数学 　　弱分
　　科学 　　47分
　　历史 　　55分
　　社会研究 62分
　　体育 　　78分
　　教导主任沙列文太太把她叫到办公室里，亲自交给她这张成绩单。
　　“我们必须约定一个时间，和你的父母开一次会，谈一谈你的补考和学习计划。”沙列文太太说。沙列文太太肤色很白，自得脖子上额上都是隐隐的青筋。说话的时候，那些青筋蚯蚓似的爬动起来。“假如你希望今年毕业的话。”
　　父母?她那个瘸了一条腿、牙齿被烟熏得焦黄、英文烂得跟淘米的箩筐似的父亲?她那个衣裳头发上沾满了餐馆油烟气味的母亲?让这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沙列文太太的办公室?
　　“看哪，这就是方延龄的爹妈，中国佬。”
　　“瞧瞧，这个年纪还让男人睡大了肚子。”
　　延龄似乎已经感觉到了那些叽喳的议论声如跳蚤，掸也掸不清地爬满了她的颈背。洞，哪里能有一个洞，可以让她藏进去，一生一世不用再听阿妈的牢骚阿爸阿爷的叹息，再看沙列文太太爬满青筋的脖子，再做在菜市上兜售芽菜的噩梦?
　　庄尼。延龄突然想到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已经在她心里种下很久了，今天才长出了一片芽。五年级的礼仪课上，没想到华生小姐果真把她和庄尼搭成了对子跳探戈。庄尼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磨秃了的袖口，她也没有晕倒在庄尼的臂弯里。只是从那以后，他和她倒是真的说上了话。庄尼的阿爸是个酒鬼，很少在家。庄尼的阿妈一共生了三个子女，庄尼是不上不下的那个老二，所以庄尼在家是没人疼没人冷的。等到他阿妈想到要管他的时候，已经管不住了。庄尼在十年级下半学期就停了学，跟着高年级的几个同学组成一个叫“坏男孩”的乐队，跑到东部的蒙特利尔当歌手去了。
　　庄尼走后，班里有几个女生疯狂地给他写信，延龄也是其中之一。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大部分的女生都已经有了新的目标，渐渐把庄尼淡忘了，只有延龄还一直和庄尼通着信——当然是延龄写得勤些，延龄写三两封，庄尼会回上一封。庄尼只在蒙特利尔呆了三个月，就离开了，因为那里的人说法文，英文歌没人听。庄尼离开蒙特利尔之后，沿着圣劳伦斯河走，在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几个小镇卖唱，后来又辗转来到了安大略省的雷湾。在雷湾他和乐队的其他成员吵翻了，一个人来到了中部草原。最近的一封来信里，庄尼说他已经离开草原，到了西部的洛基山一带。现在在阿尔伯塔省一个叫红鹿的小镇里，给一家俱乐部唱歌。
　　庄尼就是那个洞，可以让她藏进去，永远也不用见到阿妈阿爸阿爷沙列文太太和豆芽菜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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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小镇流浪到另一个小镇，用不着知道街道的名字，用不着认识邻居，还没有把地皮踩热的时候，已经在另一个省的地界了。每天都是在不同的屋檐下入睡，醒来时看见的是另一片天。“穿着溜冰鞋过日子”，这是庄尼的话。是的，穿溜冰鞋过的日子，也是她想要的日子。
　　主意定了，身上的跳蚤纷纷坠地，心就静了下来。延龄已经打听过了，红鹿镇在卡尔加里城边上，通火车。从温哥华坐一早的火车，下午就能到。行装很简单，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雨天的鞋子，还有一把雨伞。幸好不是在冬天，冬天她就得动用家里的箱子——那就太醒目了。
　　钱。最重要的是钱。
　　延龄拿出桌上那个陶土罐，从猪嘴里倒出那些钱来。数了半天，才数清是八块九毫七。这是阿爷给她攒的零花钱。阿爷说是他的烟钱。可是阿爷一直也没戒得了烟，所以阿爷的猪养了六七年也养不胖。不过，这些钱足够买一张火车票了。剩下的，大概还能吃上几顿饱饭。下个星期，等阿妈发工饷的时候，再从阿妈的皮包里拿个两元三元，就走了。阿妈的钱放在哪里，她知道得很清楚。她心动了很多次，可这一次才是动真的。这些钱用完了，以后呢?以后的事只能以后再说了，现在管不了。
　　早上延龄起床时，阿妈和阿爸都还在睡觉。她知道阿爷已经起了，因为黑洞洞的过道里，有一个红点在一明一灭，阿爷在抽烟。延龄从阿爷身后穿过去，在门口穿鞋。
　　“阿龄，喝一口豆浆，新鲜的。”
　　延龄说不要。走到门外的时候，顿了一顿，又转回身来，接过阿爷手里的杯子，一滴不剩地喝完了。“阿爷。”延龄叫了一声，嗓子有些喑哑。不知道还能见着阿爷不?延龄想。
　　红鹿镇离大洋远，靠北。夏天的暑气爬到这种地方，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延龄背着一个鼓鼓胀胀的书包跳下火车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街灯如老人嘴里残缺不全的牙齿，东一盏西一盏地亮了起来，照出一个冷冷清清的街市。风吹进延龄的袖口，叫延龄打了一个寒噤，便一下子觉出了不同。温哥华的风是一只细皮嫩肉的手，沾着大洋来的湿气擦到人身上，更像是抚摸和挠痒。而红鹿镇的风却是一只长了厚茧的手，摸到脸上有些毛糙。不过这样的清冷这样的毛糙只够叫延龄惊诧，却不够叫延龄害怕——害怕还是很后来的事。此刻延龄有太多的新奇，没有一样事情能打湿她的好心情。
　　红鹿镇很小，只有几条街。延龄问了两个行人，转过三条短街，就找到了那家俱乐部。俱乐部在街尾，远远望过去，一簇灯火映出一块大招牌“淘金汉”。延龄走过去，在街对面的一张条凳上坐了下来——那是给镇上遛狗的人歇息读报喝咖啡的地方。在这样一个陌生的街市里，坐在这样一条陌生的凳子上，感受着陌生的目光在身上烙下一个个的印记，延龄觉得每一根骨头每一根筋都活了起来。
　　隔着大玻璃窗望进去，看见了一屋子的人，一片云里雾里的朦胧，是雪茄的烟雾。“淘金汉”是附近的煤矿工人和农场雇工下班聚集的地方，男人在这里喝酒抽烟玩扑克牌，当然偶尔也有女人加入。走进这个地方的是一些特殊的女人，这些女人能轻而易举地把男人身上带着汗臭的几个铜板哄进自己的衣袋。延龄知道自己是不能走进这个门的，延龄准备在这张凳子上坐到天亮。从未独自在外过夜的延龄，被一样期盼熊熊地燃烧着，竟不知害怕。等得越久，那期盼烧得越猛，烤得她的心如热锅里的花生仁一蹦一蹦地生疼，却是那种舒服的疼。
　　那一屋的男人，只有一个和她相关。那个男人，用不着看见，凭着声音，她就把他认出来了。
　　到西部去，那里有金子。
　　到西部去，那里有土地。
　　你的马停在哪里，
　　哦，淘金的汉子，
　　就在那里插下你的标志。
　　吉他的拨弦声如指尖撒出的铁弹子，疯狂地飞溅到街上。那歌是吼出来的，歌声经过喉咙的时候，刮出了一丝丝的血。屋里那群带着浓重汗腥味的男人，举着酒杯吹着口哨，用沾满煤屑泥土的厚底鞋，跟着吉他在地板上踏出一个又一个喧嚣的节拍。延龄的脚，禁不住跟着这节拍一颠一颠地动了起来。她开始怀疑，世界的另一些角落里，是否真的在打着一场惨烈的战争。就在她逃学之前，她班级里有几个同学的哥哥刚参军去了前线。此刻他们的家人，正在战战兢兢地等待着邮差带来的信息。
　　吉他和酒真是好东西啊，叫人忘了战争，忘了邮差，忘了死亡。延龄被吉他的疯狂颠簸得累了，终于趴在凳子上睡了过去。后来延龄是被清道夫推醒的。
　　“小姐，这个时候，还不回家?”
　　清道夫是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延龄最怕这样的人——她是怕他叫警察。
　　“我在等我哥哥，他马上来接我回家。”延龄对清道夫说。
　　清道夫终于犹犹豫豫地走了。延龄揉了揉眼睛，发觉天色是灰蒙蒙的，像是尚未黑透，又像是渐渐曙光。一摸身上，竟有一层水汽，原来是晨露。再看街对过的“淘金汉”，灯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灭了，只剩了小小一盏门灯，照着一个锁门的人影。延龄慌慌地抓了书包狂奔过街，就在门口，撞上了一个背着大布袋的男人。
　　“庄尼。”延龄叫了一声，眼泪就流了下来。
　　一年多未见，庄尼变了许多，少年人原本圆柔的脸庞，已经被居无定所的途程磨砺得粗糙而具有内容了。这样的变化让延龄飞蛾扑火似的着迷。
　　庄尼被意外击中，脸上的筋肉刹那间凝固在一个惊诧的表情中。“你，怎么来了?”
　　“找你。”
　　“你爸妈知道吗?”
　　“你出走的时候，告诉过你的爸妈吗?”延龄反问。
　　庄尼怔了一怔，忍不住哈哈大笑。沉睡的石子路被这样的笑声震醒了，发出嘤嗡的回音。
　　“你，真的不像，那些中国人。”庄尼用手指擦去了延龄颊上的泪水。
　　延龄的心咚的一声落到了实处，因为她看见了他亚麻色的眼睛里，隐隐闪烁着一丝感动和欢愉。当然，当时延龄并不知道，这一丝的感动和欢愉，就像夏天划过天边的一个萤火虫，是熬不过秋，也熬不过冬的。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庄尼住的地方是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离他卖唱的俱乐部只有十分钟路程。不过庄尼不住在一楼，也不住在二楼。庄尼住的是地下室。
　　洋房的主人是一对从荷兰来的夫妻，男人是律师，女人是个住家太太。两口子原本是有儿女住在身边的，后来都走了。几个大的是成家之后搬出去的，小的那个参了军，如今在欧洲打仗。两人成了空巢之鸟，就决定把地下室租给当时刚到红鹿镇急需住处的庄尼。原本是找个伴的意思，后来才发现庄尼与他们几乎不照面——庄尼每天下午背着吉他出门，到凌晨才回家。主人起床的时候，庄尼刚刚睡下。地下室有一扇单独出入的门，钥匙归庄尼所有。走到门口时，庄尼把延龄夹在腋下，像提溜着一只猫似的悄无声息地闪进了地下室的门。延龄在黑暗中忍不住咕地笑了一声，就被立刻捂住了嘴。
　　“小心，那两副耳朵灵过猎犬。幸好他俩住在顶楼。”庄尼把延龄放在地上，贴着她的耳根说。
　　庄尼带着雪茄和酒味的气息暖风似的痒着延龄的耳朵垂子和颈脖，她的身子里突然就涌出一股擦也擦不干的湿润。她知道，这就是阿妈从小就骂过她的那个“贱”。可是阿妈现在管不了她，就像她也管不了自己那样。她扭过脸来，把嘴送给了庄尼。庄尼叼过去，鸭子吮水似的吮了起来。延龄觉得自己的心，被庄尼呼的一声吮了过去。没了心的腔子，空落落地颤动起来，颤得她几乎别过了气。
　　庄尼把延龄放倒在床上。床是张旧木床，在两人的重压下发出吱吱呀呀的抗议。庄尼顾不得床，伸手就来解延龄的衣服。庄尼没耐心对付那些扣子，干脆将衬衫一把翻过去，盖住了延龄的脸。延龄看不见庄尼，只觉得有两只滚热的手，在她两只坚果一样瘦小的奶子上揉面团似的揉搓起来。揉了几下，便来脱延龄的裤子。延龄以为那手也会在她两腿之间的那个地方揉搓，没想到有一样坚硬如铁棍的东西，突然直直地捅进了她的身子。她被那样的巨疼毫无防备地击中了，怔了一怔，才发出唔啊一声的呻吟。突然想起楼上的人，又赶紧噤了声。那声被剪去了一个尾巴的呻吟，在她的喉咙口上下蠕动了几个来回，终于被她吞咽了下去。那根棍子在她的身体里捅了几下，才渐渐变软了。
　　“第一回，都这样。等后来，你快活都来不及。”庄尼把延龄的衬衫翻回来，擦着延龄额上的汗珠子。
　　天色渐渐地有些亮了。天光从地下室的小窗户里透进来，照出了庄尼裸露的胳膊上凹凹凸凸的肌腱。延龄用手指头刮着庄尼的胳膊，疑疑惑惑地问：“这样的事，你做过很多回了?”
　　庄尼不说话。挡不住延龄又问了一遍，才说都是人找我的。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难免有人找上门的。
　　延龄的心咯噔了一下，暗想自己也不过是那些找上门来的女人中的一个。可是，那些人找庄尼，是找一回两回，找新鲜的。她不是。她找庄尼，是一生一世的。她已经没了阿爸，没了阿妈，没了阿爷。在世上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她现在只有庄尼。延龄翻过身来，紧紧地拥住了庄尼。
　　从此延龄就在庄尼那里住了下来。
　　住在这里只是笼统模糊的说法，更精确的说法是蛰居，老鼠那样的蛰居。每天延龄和庄尼昏睡至午后，然后庄尼去“淘金汉”上班，延龄靠啃庄尼买来的面包度日。延龄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响都压缩到最小的幅度，以免楼上的人听见。楼上人的脚步声咚咚地响着，仿佛就踩在延龄的头顶，有几次延龄还看见一角衣裙在地下室的窗口来回扫拂，那是女主人在侍弄花园，延龄每日胆战心惊。
　　到天黑了，延龄才偷偷地从屋里摸出来，到“淘金汉”去找庄尼。延龄穿过前台，和台上唱歌的庄尼打个照面，却不停留，直接去了厨房。庄尼和老板讨了个人情，给延龄在“淘金汉”找了一份差事，在厨房里做三明治和洗碗。
　　“我的朋友，漂亮吗?她爸爸是法国人，她妈妈是越南人。”庄尼这样对别人介绍着她。
　　现在延龄已经把长头发剪短了，烫成了一头波浪卷。也学会了把眉毛刮成细细一条，涂上青蓝色的眼影和桃红的唇膏。对着镜子映照的时候，她开始想象她身上是否真的流动着几滴法国血液。这些装扮她是照着“淘金汉”里头扔着的几本杂志上的插页女郎学的，庄尼见了，说你终于，不再像女学生了。她猜想这大概是一句好话。
　　她太平无事地在红鹿镇上住了一阵子，把紧张的神经放松了，就露出了她的老鼠尾巴。有一天，她和庄尼在凌晨回家。庄尼掏出钥匙，却怎么也打不开地下室的门。后来门自己开了，房东夫妻从里边走了出来。
　　“她，在这里，住了多久了?”房东太太指着延龄问庄尼。
　　庄尼嗫嚅着，回不出话来。
　　“我儿子在欧洲为自由而战，你带着这个中国垃圾，在我的眼皮底下做这样下作的事。”房东太太说。
　　“滚!”房东先生戳着庄尼的鼻子吼道。有一团东西咚地飞到了街上，那是庄尼的行装。
　　门咣地关上了，夹断了庄尼还没来得及说完的半截话：“她的父亲是法国……”
　　天亮的时候，庄尼和延龄就开始沿街寻找住处，每一幢挂着招租牌子的房子，他们都去敲过门。庄尼的开场白一路上修改了几次，从最初“你有一间屋子租给一对夫妻吗”，到后来“你有两间屋子分租给我们两个人吗”，到最后“你有一间屋子租给这位女士吗”。在使用第一种开场白的时候，房东的目光落在了他们光秃秃的无名指上。在使用第二和第三种开场白的时候，房东的目光通常就凝固在延龄的脸上。房东的回答是跳过了询问的阶段直接到来的，简单而明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没有。
　　还没走到中午，他们就知道了，这个世界没有一方空间，会留给一对没有婚约的男女，和一个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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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尼像一个被人扎了洞眼的皮球，一路走着，就把气势渐渐走瘪了。肚子擂鼓似的响了起来，便把行装丢在马路牙子上，一屁股坐了上去，点了一根烟抽着。延龄看着他把一根烟闷闷地抽完了，才小心翼翼地问：“要不，我去街对过问一声?”延龄说的那个地方，是一家叫“温阿春杂货”的店铺。那铺子上面，有一间小小的阁楼，玻璃窗上贴了一张纸，歪歪扭扭地写着“靓屋招租”——是中文。庄尼不说要，也不说不要，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第二根烟，接在第一根烟的屁股上点着了。
　　延龄就自己走了过去。站柜台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国女人，正端着一碗粥呼噜呼噜地喝。延龄开门见山地问屋租多少?女人从碗里抬起头来，盯着延龄看了几眼，问：“哪里来的?是学生仔I吗?这个镇里的唐人，我个个认得，怎么没见过你啊?”
　　延龄没有回答。在今天一路叩门的经历中，她已经明白，没有一种回答能让她和庄尼得到一把房门钥匙。她干脆选择了沉默。
　　“三十块月租，不包吃。”
　　女人说这话的时候，心有些虚——这个价格是灌了许多水分的，她期待着延龄开始一轮激烈的讨价还价。
　　延龄说：“三十就三十，我带个把朋友进来，你不要管。”
　　女人旺了一怔，脸上就有了几分犹豫。
　　延龄从兜里摸出几张纸币，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我给三十五。今天先交一半，下周再交一半。这个价，你走到天边也没有第二家了。”
　　女人不说话，进了后屋。后屋里传出一阵嘁嘁喳喳的低语声，似乎是女人在和她的男人商量。过了一会儿，女人出来了，收起了延龄放在柜台上的钱。
　　“你不要嫌我家冬天暖气开得不够。”
　　延龄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听见女人轻轻地说了一句话：“我家要是有女儿，就不会租给你了。”
　　过了一会儿，延龄才回味过来，女人那句话实际上是两句话，一句浮在表里，另一句埋在底下。埋在底下的那一句是：“我若是有女儿，决不能跟你的样子学。”
　　延龄走了很远，还感觉到女人的目光像两片被日头晒得发烫的树叶子，紧紧地贴在她的脊背上。女人把她当作卖肉的女子了。这个女人不是第一个把她当成卖肉女子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延龄知道，无论她走在这个镇子的哪条街上，只要和庄尼走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把她当成卖肉女子。她不在乎。十八年里爹娘给的薄脸皮，已经在这个短暂的红鹿镇夏天里打磨得起了一层厚茧。现在她需要的是一爿遮得住她和庄尼两个人的屋顶。和这爿屋顶相比，误解只是一件芝麻粒大小的琐事。现在她刀枪不入。
　　从这天起延龄和庄尼就在温阿春杂货铺的阁楼上住了下来，只是事情的次序有了一些变换。现在是庄尼需要轻手轻脚地进门，偷偷摸摸地出门。他们把每一个声音每一个动作都压到了最低限度，低得几乎和呼吸混淆在一道，因为这次，他们住在房东的头顶而不是脚底。
　　红鹿镇的秋天极短，短得只有一场雨。就在这场雨里，夏天和冬天匆匆完成了交接的仪式。九月底的第一场雪后，延龄才终于醒悟，房东太太说的“别嫌我家暖气不够”是什么意思。房东家的司汀(水暖片)，一天里只开两回，一回是入睡之前，一回是起床的时候。当然，这里说的人睡和起床都是指房东的时间。
　　庄尼和延龄凌晨回家，走进冰窟一样的屋子，脸也不洗，就直接钻进了被窝。褥子和被子像是两层冰，庄尼和延龄像是两条夹裹在冰块里的鱼，连眼珠子都冻得转不动了。庄尼索性掀了被子坐起来，发疯似的做延龄——那是他新近发明的取暖方式。延龄自然抗不过庄尼，延龄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说： “轻点，楼下。”庄尼却越发地大声起来。
　　“就是要做给那中国佬看，叫他再把那几个铜板捏成两半。”
　　延龄扑哧笑了，说别忘了，整个红鹿镇，也只有这家中国佬，肯把房子租给我们。
　　庄尼一下子泄了气，软软地从延龄身上爬了下来，任凭延龄如何撩拨，却再也硬不起来了。延龄扯过被子将两人盖住了，伸出一条蛇一样的腿，紧紧地将庄尼缠住。
　　“要不，我们走，到别的镇上看看?”
　　庄尼不说话，两只眼睛死鱼一样地在半明不暗的曙色里发了很久的亮。后来那亮终于灭了，延龄以为他睡着了，却听见他动了一动身子。“走到哪里，也走不出别人的眼睛。”庄尼说。
　　这年的十二月真是一个阴郁的月份。战事越来越吃紧，收音机里传来的，没有一样叫人松心的消息。珍珠港美国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基辅被攻克。列宁格勒告急。香港沦陷。总以为坏消息已经坏到了头，没想到早上起来却还有比昨天更坏的消息。红鹿镇的男人一批一批地上了前线，剩下的女人只好顶替上来，做了男人的事。前方吃紧，后方也吃紧。粮吃紧。水吃紧。电吃紧。煤油吃紧。一应的物价都金贵，只有命贱。
　　这年最后一批阵亡将士名单送到镇里的时候，离圣诞节只有六天了。一个小镇，有五个家庭在欧洲战场上失去了他们的儿子。这个圣诞节是个有气无力的圣诞，家家门前的圣诞树上，都缠了黄丝带。教堂唱诗班的“普世欢腾”，听起来竟像是出殡的哀调。就连“淘金汉”这样没廉没耻的地方，也宣布在圣诞节禁酒一天，悼念阵亡士兵。延龄远远看见“淘金汉”门口的那条黄丝带，不知怎的，就想起了在法国打仗的阿叔锦河。阿叔走后，不知还有没有信来?阿爷和阿爸，每天大概也是战战兢兢地盼着邮差又怕着邮差吧。
　　自记事起，延龄就知道阿叔锦河在亨德森先生家里做佣人。阿叔周六晚上才回家，周一一大早就赶回东主那里。每逢周六，阿爷就吩咐阿爸早早地备好酒菜，等候阿叔回家。阿叔是个腼腆沉默的人，喝了酒也是一样，一点也不像阿爸的多话和癫狂。酒桌上阿爷总爱问亨德森家里的事，阿爷问三句，阿叔回一句，都是不痛不痒的。阿叔是一家人里对她最和善的。有一回过年，阿叔把她架在肩脖头，去唐人街买炮仗。阿爷追出来，说河仔你快把她放下来，一个女仔骑到你头上，衰了你的运。阿叔笑笑，说阿龄是福星，撒一泡尿最好，把我的衰运全冲没了。
　　延龄和庄尼一前一后走进了“淘金汉”，见几个帮工正在排桌椅扫地。近来到“淘金汉”喝酒的人越来越少了，生意很是冷清。庄尼进门，就把吉他从包里取出来，咚咚地开始调弦。延龄坐在通往厨房的过道上换工作服，扭脸就看见老板正和庄尼说话。老板像是在赔笑脸，倒是庄尼，嘴巴张得露出两排大牙齿。延龄正想竖起耳朵听个真切，突然觉得有一只小手，在她的肠胃里搅了一搅，搅得一股腥味一路涌到了喉咙口，还没来得及蹲下来，就哇地吐了一身——那是中午吃的那一碗虾面。虾是从楼下温阿春杂货铺里买的干虾，也不知是放了多久的陈货。
　　延龄跑到水房里，正要擦洗衣服鞋子上的秽物，谁知那只小手又开始在她的肚子里搅动起来。这回肚腹已经空了，只剩了几口黄水。终于连黄水也吐尽了，人才好受些。心想庄尼说的没错，中国佬店里的东西，没有一样是干净新鲜的。
　　便开始帮大厨做三明治。今天客少，一应点心都不敢多做。延龄熟门熟路地把三明治做完了，肚子饿得擂鼓似的响。拿起一块三明治咬了一口，觉得寡味得很，又放了回去。只听见前台吉他弦声响了起来，庄尼开唱了。庄尼唱的还是平日唱过的那几首歌，只是那些个歌都仿佛被剔了骨抽了筋，蔫蔫的全没了往常的疯狂。
　　旧年年底换黄历的时候，阿爷就说过今年流年不利，阖家宜静不宜动。今年有太多的灾祸，太多的不幸，太多的眼泪，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年把像狗尾草一样皮实生猛的庄尼也磨得没了精神头。幸好，再过三天今年就算熬过了头。再有三天，就是明年了。但愿明年，一切都会换个样子。
　　下班的时候下起了雪，是那种湿布片一样肥厚的雪。风很大，雪片斜斜地砸过来，砸得脸生疼。延龄一路跟风斗着法，走到家也没想起来问庄尼，今天晚上老板跟他说了什么话。两人躺下了，延龄才把这事想了起来。延龄推了推庄尼，问老板跟你说什么了?庄尼不说话，将身子翻了开去，延龄只得着了一扇脊背。延龄就涎皮涎脸地爬到庄尼的身上来，说问你话呢。庄尼嚯的一声坐了起来，一把把延龄撸了下来，说烦不烦啊，你?
　　延龄从没见庄尼如此粗鲁过，一时怔住了，竟不知如何回应。庄尼也不理，只摸摸索索地从大衣口袋里摸出烟盒来。烟被雪打湿了，费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了。点着了，就没灭过，一根接一根地抽了三根。抽到第三根尾的时候，延龄说话了。延龄说你要把房子点着啊?庄尼不吭声，从烟盒里又掏了两根烟，一根接在先头一根的屁股上点着了，含在自己嘴里。另一根也点着了，塞给了延龄。
　　“试一试，你。”庄尼说。
　　延龄学着庄尼的样子把烟含在嘴里，第一口像把刀子，把喉咙割了一个口子。第二口还像刀子，却没有先前那把锋利了。轮到第三口的时候，就是一把钝刀了，至多是个挠痒痒的意思。 庄尼看着，就说延龄你做什么都有这个本事，明明是第一回，却像是做过十回百回的样子。延龄看着一个个烟圈细细小小地从两片嘴唇里喷出来，慢慢地变肥变大了，最后撞在天花板上，肥皂泡似的撞瘪了。
　　“比如?”延龄问。
　　“比如抽烟。比如离家出逃。”
　　延龄哼了一声，说庄尼我听得出你是在取笑我。庄尼转过身来，盯着延龄，一字一顿地说：“方延龄你听好了，我从来没有取笑过你。你是我遇见过的，最有意思的女人。”延龄说是因为我有一个法国爸爸吗?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庄尼揽过延龄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想家了。延龄狠命地摇了摇头，眼泪却毫无防备地流了下来。再过两夜这一年就算完了。往年过新年，家里是五张椅子五个人，同着一张圆桌吃年夜饭。今年的椅子空出了两张，阿妈的牢骚是填不满那两张空椅子的。当然，妈妈生的那个仔也许能。
　　那个夜晚庄尼没有做延龄。庄尼只是把延龄搂在胸前，像搂着一个吃奶的娃仔，紧紧地。这样的姿势庄尼保持了很久。延龄睡得很实，一个梦也没有。醒来的时候屋里亮得晃眼，分不出是日头还是雪。细尘在光亮处飞来飞去，像是无数点金粉银粉。延龄伸手摸了摸庄尼的枕头，没摸着庄尼，却摸着了一个信封。打开信封，里边有一张十元的纸币和一张潦草的纸条。
　　我被老板解雇了，原因是顾客不愿看见我们，因为我们败坏了这个小镇的风气——他们说。我还要上路，不知道下一站在哪里。这点钱，你买一张火车票回温哥华，动作快的话，兴许还能赶上回家过年。穿溜冰鞋过日子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你。抱歉，真的。
　　香港沦陷之后，家书就断了。怀国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消息，是冒险回乡探亲的人传回来的。阿法听了，在床上躺了两天，无论锦山和猫眼怎么劝，只是不吃不喝。到了第三天，阿法自己起来了，从锅里盛了满满一碗的饭，就着几块腌黄瓜，一粒不剩地吃完了。把碗咣当一放，对猫眼说：“你拿出十块钱来，叫锦山送到中华会馆。”
　　猫眼听了，面有难色：“我们家上回捐过了，也是十块。”
　　阿法两个眼睛一瞪：“等日本人把开平都炸没了。你才肯割肉吗?”
　　阿法老来，脾气软绵了些，好久没看见他这样动性子了。锦山丢了个眼色给猫眼，猫眼不接。锦山又扯了扯猫眼的衣袖，却叫猫眼给甩了回去。
　　“我把自己卖了，也变不出十块钱。家里剩的那几个钱，花去了哪里，你又不是不知道。”
　　猫眼做女招待的那个茶楼，新近又开了一处分号，猫眼给派去了分号，依旧是做女招待。分号离家远，猫眼怀着身孕，走不得远路，就花十二块钱买了一辆破汽车。
　　阿法指了指桌上的饭碗，说以后我每天就吃一碗饭，总有钱省下来了吧?
　　华埠这几年已经送走了两批青壮人马回国打仗。最近国军派了一队飞行员来三藩市华埠，专门培训美洲回去参战的士兵，温哥华也有人去。马要钱，鞍要钱，粮草也要钱。中华会馆已经募了好几回的捐，一回比一回难了。就有人在华埠的报纸上写文章，号召大家一日省一碗饭，省下钱来救国灾。
　　锦山说阿爸那是叫你一日省一碗饭，可不是叫你一日就吃一碗饭。都饿死了，谁去打鬼子?阿法哼了一声，说商女啊商女，就拂袖上了楼。
　　锦山读过书，知道阿爸说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诗句，便瞪了猫眼一眼，说乡下人生仔，猪圈里就生，有你这般金贵吗?猫眼知道锦山是指她买了车的事，正想说那是我一个人的仔吗?锦山早已摔门而去。
　　锦山这天到晚饭的时辰才回来。进屋的时候，猫眼早已上班去了，屋里的灯开得雪亮，阿爸正在厨房的饭桌上铺开宣纸写字。阿爸已经好些时候不动笔了，写字的手颤得厉害，墨汁在狼毫的尖上拖出一丝丝犹犹豫豫的尾巴。锦山看见阿爸在纸上横七竖八地写满了字：
　　方耀武，方耀国，方耀强，方耀邦，方耀东
　　阿爸在给猫眼肚里的那个仔起名字。锦字辈之后，就是耀字辈。方家唯一的一个耀字辈男孙耀锴，两年前在村里的无名河里淹死了。如今猫眼肚腹中的那团肉，就是阿爸唯一的指望。阿爸看见锦山进来，就丢了笔，点了一根烟抽上。阿爸拿烟的手也颤得厉害，烟灰抖落在宣纸上。
　　“你看哪个名字好?武道强了才能耀邦耀国，我看就叫耀武。”
　　锦山说了声尿紧，就进了茅厕。掏出裤子里那个物什站了半天，才勉强抖出了几滴黄水。听见阿爸在外边一声一声地叫他，锦山捂了耳朵，心里却突然钻出了个蛇蝎一样的想法来：或许，等猫眼足月临盆的时候，阿爸已经走了?乡下的老人，活到六十都是稀罕，阿爸已经七十八，到走的时候了。
　　猫眼半夜下班，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福特汽车，轰隆轰隆回到家的时候，发现锦山竟没有像平常那样在门口堵她。锦山已经上了床。锦山上了床，却还没有睡着。见猫眼进来，就挪了挪身子，腾出半张床的地方。猫眼钻进去，一身的筋骨给暖得散开了架，散成了一堆棉花——跟了锦山几十年，这是第一回，锦山给她暖了被窝。
　　猫眼刚躺稳了，却突然跳了起来，拉过锦山的手说：“你摸摸，这个衰仔，踢我呢。”
　　锦山的手放在猫眼白亮的肚腹上，觉得那里头仿佛藏了一个木偶公仔，正在跟着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抽一抽地踢着腿。
　　“昨天发记中药铺的郎中看见我，说我的肚子大在上面，十有八九是男胎。”
　　锦山不说话。锦山的手，只是一颤一颤地抖，抖得像得了寒热症。猫眼心想难怪古人说老来得子是喜中之喜，就摸了摸锦山的手背，说哪天延龄回来了，我们一家人也就全了。
　　那天锦山翻来覆去地贴了一夜的烧饼，到天亮也没睡着。早上起来，在玻璃窗上照见了一个人影，吓了一跳——那厚厚一脑袋的头发，竞在一夜之间花白了。
　　中午猫眼上班，刚刚启动了车，锦山从屋里跑出来敲猫眼的车窗。猫眼摇下车窗，见锦山严严实实地戴了一顶帽子，忍不住笑，说又不出门戴什么帽子，怪样子。锦山愣愣地看着猫眼，却不说话。猫眼正要走，锦山突然问：“这个周一歇班，你能不出去吗?”
　　猫眼听这样的问话，听了很多年了，耳朵都听出了茧子。不过这回她觉得，他问的虽然还是同一句话，意思却不是同一个意思了。猫眼的心一下子软了。猫眼说你想我在家陪你么?锦山点点头，说温哥华大旅馆边上那家鱼排店，我想请你吃饭。猫眼扑哧笑了，说你走路踢着银纸了?那是我们这种人吃饭的地方吗?锦山说我有钱。锦山还想说我有话同你说，可是猫眼已经轰隆轰隆地开车上了路。
　　那顿饭到底也没有吃成，因为还没有等到周一歇班，猫眼就小产了。猫眼是大出血昏倒在“荔枝阁”被人抬到医院去的。五个月的胎儿，没保住。
　　是个男胎。
　　锦山听到这个消息，蹲在地上放声大哭。阿法一辈子没见过这个儿子淌眼泪，更别说是这种哭法。阿法觉得儿子若再这样哭下去，天要被他哭碎成一片瓦砾，地要被他哭塌成一个无底大洞。可是阿法又觉得儿子的哭法有点怪，是悲苦，却又不完全是悲苦，似乎隐隐的，还有一两分如释重负。
　　第二天，锦山找了一个无人之处，把贴身藏着的一张纸烧了。纸是一张契纸。


　　立约人方锦山，广东开平和安乡自勉村人，现居卑诗省温哥华市。方锦山与妻周氏同意将腹中胎儿(无论男女)以七十元卖与台山人郑裕楠夫妻，所得乳金悉数捐入抗日筹赈会。以此立据，永远存照。
　　 民国三十年八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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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法在这一天之前从未真正觉得自己老了。阿法的头发早就白了，眼力也不如从前，可是戴上花镜，还是看得见书和报纸的。牙齿虽然松动了几个，却依旧嚼得动米饭和花生仁。膝盖有些弯曲了，却仍然载得动身子走得动路。手捏笔的时候有些发颤，可是颤归颤，总还是写得成字的。锦山说他老了。锦河说他老了。猫眼说他老了。金山云也说他老了。他都笑一笑，算是认了。其实他心里是不服的。老不老，别人说了是不算的，要他自己说了才算——他只是懒得和他们较真而已。
　　可是看完瑞克-亨德森回来，他心里就有些吃不准了。
　　自从锦河离开瑞克家之后，他已经有些时日不曾见过瑞克了。前几天偶然路过瑞克住的那条街，突然发现瑞克门前的草地上插了个房屋出售的牌子，就吃了一惊。忍不住上去敲门，没人答应。倒是有个邻居听见了，出来告诉他瑞克死了。
　　瑞克死了大概有一个月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死的。邻居说。瑞克已经好久不出门遛狗了。街上有人听见瑞克家的狗叫得邪门，叫了两天又没了声音，就起了疑心。敲他家的门，也没人应门。后来叫了警察，开了他家的锁，才发现瑞克躺在厨房的地板上，死了好多天了，眼睛都叫老鼠给叼走了。狗也死了，是趴在瑞克身上死的。
　　第二天阿法就买了一束花去山上祭瑞克。
　　阿法不是第一次上山。先前瑞克的女儿珍妮死的时候，他上过一回山。后来瑞克的老婆菲丽丝死的时候，又上过一回山。这回看瑞克，已经是第三回上山。阿法把那束冻蔫了的白菊放在瑞克的墓前。又从兜里掏出烟盒来，捻出两支，一支放在墓碑上，一支点着了，蹲在地上抽了起来。
　　瑞克你真他娘的命衰。当年买下这墓地，是想叫她两个送你上山的。没想到你送完了她们，自己倒没人送了。阿法呢喃道。你他娘的走了，就剩我最后一个了。阿法说的最后—个，是指当年修铁路的人。
　　当年修铁路，阿法那一组的苦力加上工头瑞克，统共是三十一个人。炸石头开山的时候，死了好几个——红毛就是那时丧的命。后来铁路修完了，遣散回乡的路上又走散了好几个。到了域多利，大饥荒里饿死了一拨人。挨不过饥荒的，就回了广东乡下。真正活着留在温哥华的，只有四个人。阿林三十年前就病故了，另外一个是大前年死的。如今瑞克一死，就只剩下阿法一个了。
　　修铁路的时候，有多少故事啊，怎么就没想着写下来呢?如今是想得起也写不动了，只好带进棺材了。阿法感叹着。下山时，阿法觉得腿上突然短了一根筋，站不直了，身子凭空矮了一截。我果真老了吗?阿法疑惑起来。怎么能不老呢?七十往八十走的人了，还不老，那就是妖怪山神了。
　　阿法高一脚低一脚地下了山，一路颠簸地朝家走来。远远望过去，只见唐人街的灯笼已经三三两两地亮了，将一片阴冷灰暗的暮色，掏出几块斑驳隐约的喜庆来。心想日子再凄惶，年还是要过的。今天回家，就要爬上阁楼，把那两盏旧宫灯找出来，掸一掸灰挂上。又想起了开平乡下的那个家，自从日本人进了香港，好久不通家书了。这个年，六指该怎么过呢?二十多年没见着六指了，若不比着照片，六指的模样在他脑子里都有些模糊了。
　　走到门口，刚想掏钥匙，却被脚下一样东西绊了一跤，便嘟囔了一句骨头懒出水了，垃圾也不知道往外边送一送。话没说完，那团东西动了一动，站起来，叫了一声阿爷。阿法以为见着了鬼，腿一颤，几乎跌了一跤。再看那团东西，鼻孔里冒着两团白白的热气，不像是鬼。便钥匙也顾不得掏，咚咚地擂起门来，大喊阿、阿龄回来了。
　　一阵叮咣之后，是猫眼来开的门，锦山跟在后头。开了灯，就看见门外滚进来一团灰球——是一个穿着大衣的人。那件大衣吃饱了灰尘，早已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那人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站定了，掀动了一下裹在灰土里的嘴唇，露出一丝干净的肉红，叫了一声阿爸阿妈。猫眼身子一软，就坐到了地上。
　　“你还认我们做阿爸阿妈?这几个月，电台报纸，什么地方没登过寻人广告啊?你非把家里那几个铜板都糟践干净，才肯回家啊?”
　　锦山把猫眼拉起来，说你口水多过茶，快去烧水，让仔洗个澡。
　　延龄洗过澡，换上一套猫眼的干净衣裳，身上冒着腾腾的一股热气，才有了点人样。饭菜已经摆置妥当了，自然还是昨天猫眼从“荔枝阁”带回来的剩菜。坐下来，延龄就问阿仔呢，在哪里?延龄走时，阿妈怀着身孕，现在阿妈的肚子瘪了，却没看见仔。
　　众人都不说话。
　　半晌，阿法才问阿龄你到底去了哪里?你阿爸阿妈愁得头发都掉光了。延龄说了一句好多地方，就不言语了，只是埋头扒饭，却不肯夹菜——是省着给大人吃的样式。阿法心想，经过了这一遭，这女子兴许就懂事些了。
　　猫眼冷眼看延龄，只见两个颧骨高得如同刀劈过似的，那刀刃两边都是星星点点的雀斑。又看延龄起身添饭，走路的样子有几分古怪，心里就生出几分疑惑来。也顾不得把碗里的饭吃完，一把拉了延龄就往屋里走。进了屋，反手关了门，猫眼一把揪住延龄的领子，问你上一回身上来，是什么时候?延龄垂了眼睛看着自己的脚，不回话。猫眼又问了一遍，这遍就把延龄的衣领子收紧了。延龄像一尾鳃上拴了根绳子被人提在手里的鱼，憋得两个眼珠子都红了，嘴巴一张一合的，嗫嚅地吐出几个字：“十、十月……”
　　猫眼松开了延龄的衣领，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睛突然就凹了进去，凹成了两口枯井。“我早知道……我早知道……”猫眼一遍又一遍地说。延龄被猫眼的样子吓了一跳，就扯着猫眼的衣袖，一声一声地叫着阿妈。猫眼一把掸开了延龄的手，转身下了楼，身子轻得仿佛让人斩去了腿脚。
　　楼下的两个男人刚把饭碗放下，点着了饭后的第一根烟。烟价金贵，男人又不能不抽，所以烟质就越来越差。猫眼刀似的切进那团烟雾里，一把夺下锦山嘴里的那根烟，扔进水池子里。锦山抢了回来，早已湿了，便把烟纸撕了，将烟丝散在一张报纸上晾着，嘴里就骂：“犯的是哪门子的癫狂?”
　　猫眼呸的一声吐出一口绿痰：“看你宠出来个什么贱货，三四个月的胎了，也不知是谁的种。”
　　锦山怔了一怔，手里的报纸颤颤地抖了起来，烟丝撒了一地。
　　猫眼将一根手指直直地戳到锦山的鼻子上：“平日我说得了她一个字吗?就你这样的爹，能教出什么样的仔来?这回我是再也不管了。”
　　锦山一把捏住猫眼的指头，狠狠一掰，猫眼杀猪似的叫了起来。
　　“什么样的娘，才养出来什么样的女。要贱也是你贱在她前边。”
　　猫眼觉得被人当心捅了一刀子，两只手捂在胸前，想拔那刀子，可心尖上的肉却把刀子吃得紧紧的，死活也拔不出来。就把牙齿咬得咯咯响，说我是来春院出来的，全城的人都知道我贱。可我也没满街找男人，是你来找我的。要贱，也是你贱在先。
　　阿法忍无可忍，嘭的在桌子上擂了一拳，擂得虎口裂出了血丝。
　　“要吵你两个开了门出去吵，叫全城都知道最好，阿龄最多不要嫁人就是了。”两人被阿法这一拳擂醒了，都住了嘴。
　　阿法说猫眼你包几块桃酥豆饼赶紧去广东街的发记药铺，去找阿发的老母，要副药来趁早做了。就推在自己身上，说岁数大了，就是生下了也养不动了。阿发是个孝子，他老母说的话，他没有不听的。猫眼明白了家公的意思，脸上就现出了一丝忸怩的神情。阿法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推三阻四的。要是晚了，做不下来，将来还有谁娶她?
　　猫眼这才翻箱倒柜地找包点心的黄纸。
　　发记药铺的药很管用，两服下去，延龄就开始出血，淅淅沥沥地出了好几个星期。
　　终于把身子将息过来，锦山就催延龄回学堂把书念完。延龄这回铁了心，说你要我回学堂我就撞死给你看。锦山怕把她逼急了，只好由着她跟着猫眼去“荔枝阁”做了女招待。
　　延龄的女招待也没有做长，刚刚把酒牌上的酒名和菜单上的菜名记熟了，就走了。延龄这回是跟一个叫约翰的洋番走的。约翰是“荔枝阁”的常客，见延龄的第一回，就和延龄吊上了膀子。延龄在猫眼的眼皮底下，猫眼却没有看住。延龄回家四个月后，又再次离家出走。
　　这次出走，一走就是十多年。等延龄再度归来的时候，她的阿爷和阿妈都已经不在世上了。延龄只见着了她的阿爸。
　　这次延龄带回了—个叫艾米·史密斯的女儿。
　　公元二〇〇四年初夏，一个叫艾米·史密斯的加拿大女人在一个叫欧阳云安的政府官员陪同下，参拜了广东开平和安乡的方氏家族宗祠，发现族谱里关于方得法家族的记载里，有这样一段话：
　　方得法次子方锦河，民国十八年娶惠阳人区氏为妻，得一子方耀锴，九岁夭折。民国二十九年方锦河向广东国民政府捐赠四千加元用于购置抗日飞机，获爱国纪念勋章。同年方锦河加入加拿大军队，以特工身份在法兰西南部一镇收集情报并培训地下抵抗组织。民国三十四年盟军胜利前夕身份暴露，为国捐躯。为纪念方锦河之故，法兰西政府将该镇一桥梁命名为吉米?方桥(吉米乃锦河之英文名字)。


(第七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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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下来的是女儿，猫眼还是欢喜。自己还年轻得很，只要身子是长得出稻米的田地，生儿子是迟迟早早的事。而且，头胎是女仔，将来还能帮她照看那些满地爬的男仔。当然，猫眼那时完全没有料到，延龄不过是日头雨水和田地在各行其路的过程中偶然相撞生出的奇迹。她的肚腹，将在后来的日子里长久地干瘪沉默下去。
　　锦山最近在广州，要到初九家里摆酒的时候才会回来。延龄是初九生的，自勉村的人，是极少给女仔摆周岁酒的，可是家婆六指坚持要摆。延龄是婆婆的命，平素都是婆婆抱着，若不到喂奶的时候，猫眼几乎轮不到挨一挨女儿。婆婆说延龄是方家的头一个孙辈，延龄长得银盘大脸，厚耳廓长人中，将来是要一个一个地招阿弟阿妹进门的。
　　锦山在广州是为了治腿。锦山还在船上的时候，婆婆就托人四下寻访，打听到广州有一位老郎中，先前是在宫廷里给皇帝皇子皇孙治跌打损伤的。老郎中早已闭门隐居，婆婆花了两亩地的银子，才让人松口答应见锦山。
　　锦山瘸了腿，不能多走路，也不能久站，便不能出门给人拍照了，只能在家里零零星星地接儿个顾客。公公阿法的农场生意做破了产，债主整天狗咬尾巴似的追着他讨债，他连家也不敢回。锦河一个月一份的薪俸，要养金山开平两头的家，怎么扯也不够长。猫眼就只好自己出去韫食。正好唐人街新开了一家叫“荔枝阁”的茶楼，需要女招待。猫眼去见工，老板一句话也没问就收了她。
　　她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唐人街几条街，从街头走到街尾，也难得见着一个年轻女子。若有，也是别人的老婆别人的阿妈，极少有出头露脸在街面上韫食的。那自己韫食的女子，多少已经带了些风尘气。猫眼在茶楼里，每天都被各样男人的眼光剥得赤身裸体，可是她顾不得了——来春院里出来的女人，还有什么忍不下去的呢?同样是人眼里的轻贱，她宁愿足饱着肚子的贱法，也不愿饿死。况且，饿也不是她一个人的事，她还要管着她的男人和男人的家。
　　那些一层一层扒她衣服的眼睛，不仅在茶楼，家里也有一双。每天她从茶楼下班，都半夜了，锦山还不睡，躲在屋里那幅沾满百年老尘的窗帘后边，看着她摸摸索索地从兜里掏出钥匙开门。他要看是不是有人送她回家。她跟了他这么些年，从来都是她不放心他，现在突然她成了叫人不放心的那个人。为了这个她宁愿他一辈子都治不好他的瘸腿。
　　她灯也不开就进了屋，走过暗洞洞的过道，走进厨房。他不和她说话，只是用他的眼睛一路跟着她。他的眼睛把她咬得紧紧的，仿佛要查看一下她身上是否多了一块还是缺了一块。她站了一天，很是疲乏了，她匆匆擦把脸就要上床睡觉。他在家里呆了一天，精神正好。他把她摁在床上，下死劲地做她。他从前是懒得碰她的，千年百载地做一次，也是草草了事的。可是现在他见了她仿佛身上就生出了饿死鬼的劲道，眼里有了绿光。她笑话他该改名叫猫眼。
　　后来她才知道是为什么。有一回他喝过酒，喝醉了，他说别人动得，我动不得?她一下子就懂了。这句话他后来还说过，也是在醉的时候。醒来时他早忘了，她却没有。这话像小钩子，钩出了她心尖尖上的肉，很难忍的那种疼，可是她得忍。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过她，却为了不叫她在街上饿死冻死。自己忍了十年见不得阿爸阿妈的日子，她要忍他的，不过是一句话，一句她塞上耳朵就听不见了的话。
　　真正叫她不踏实起来的，是当她知道锦山订了船票准备回乡的时候。锦河私下里攒了一些钱，原本是为了给阿妈六指做买路钱到金山来和阿爸团圆的。没想到金山官府突然颁布了排华法，六指给拦在了大洋那边。锦河是用这个钱给锦山买舟回去见阿妈的。锦山带上了她，原是为延龄。六指一定要见这个头生的孙女，延龄还吃奶，路上离不得自己。她和锦山原本就没有换过龙凤帖，没有正式拜过堂。她也知道四邑的女子，个个都想嫁金山郎。他若想回去明媒正娶一房妻室，她是连屁也不得放一个的。那日到了乡里，锦山和她一路从村口跪到家门前，拜见他的阿妈六指。六指受了拜，叫她起来，问她学名叫什么?她听不懂，问学名是什么?六指说就是学堂先生给你起的名字。锦山说阿妈，学堂的门槛别说踩，猫眼是见也没见过的。
　　碉楼的堂屋里站了黑压压一片的人，众人听了锦山的话，都哈哈地笑。她听说过方家上上下下连犁田的牲畜都识字——全是婆婆六指教的。她知道就这一句话，她已经叫方家看得轻若粉尘了。这第一脚，却是她自己的男人先踩上去的。她的男人若不先踩这一脚，别人还不敢放肆。她听见她的婆婆六指轻轻地哼了一声，她却已经在想，哪里能有一堵结实的墙，好让她一头撞死——来春院里没死成，却生生地把自己送到开平来死了。
　　这时她看见锦山把延龄抱起来，送到六指怀里，跟六指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他是贴着他阿妈的耳根说的，可是一屋的人却都听清了。
　　“别看猫眼不识字，却会掘钱。家里这几年买的田产，有一半是她挣的银子。”
　　她突然醒悟过来，她的男人在伸手拉她。先前的那一脚，他踢在了明处。他不踢，众人迟早也得踢。可是现在他拉她的这一手，却是在暗处的。除了他，没有人能拉得起她。她悬了多日的心，到这一刻才落到了实处。阴了一路的心情，到此时才刷地开出了一朵太阳花。
　　这时延龄醒了，咿咿呀呀地在背袋里蹬着脚，将猫眼胸前的两根背带勒得紧紧的。猫眼觉得胸口一阵温热，前襟已经湿了一片，就赶紧将背带解了，把延龄抱了出来。回乡几个月了，她终于已经学得跟自勉村的女人一样，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给延龄喂奶了。只是依旧一只手抬得高高的，将延龄的头冬瓜似的挡在胸前。
　　天还早，雄鸡尚在东一声西一声地打着鸣，早起的女人在哦哦地打开鸡笼往场院里放鸡，睡了一宿的狗摇着尾巴跟在女人身后，舔食着场院里第一摊带着隔夜湿气的鸡屎。猫眼吸了一口带着一丝水腥味的空气，一身的毛孔都是通畅的，心想早起一刻钟，真是清静呢。谁知她还没有把—个懒洋洋的哈欠打完，河滩上就来了人—来的是村口区裁缝家的女儿和儿媳妇。旧年锦山刚从金山回来的时候，六指请区裁缝到家里做过四季的衣装，他家的女儿和儿媳都过来帮忙锁过扣眼，所以猫眼认得姑嫂两个。区裁缝在自勉村的区姓中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和六指一家老少，也还说得上话。
　　小姑才十二岁，还是个半大孩子，提着衣篮和棒槌下河，看见猫眼篮子里的洋皂，顺手就拿了过去，在衣服上抹了一层又一层，还未下手搓，就已泛起来一层沫子。猫眼暗暗叫苦。猫眼每回来河边洗衣，若遇上别家的女人在，家里带出的那块洋皂，就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再传回到她手里的时候，便是豆珠大小的一粒了。后来再出门洗衣，她就先拿刀把大块的洋皂切小了。可是切小了，便连豆珠大小的一粒都没得剩了。
　　“猫眼，你的眼睛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区家嫂子问。
　　“阿妈说我是四五岁的时候，一夜醒来突然变了的。”
　　嫂子趴过来，细细地盯着猫眼的眼睛，问你们祖上，有长毛的种吗?猫眼呸了一口，说你妈才是长毛生的。嫂子不以为忤，却嘻嘻地笑。小姑听了也笑，却是憨笑。小姑还没过了玩性，并不认真洗衣，却将两只手裹在肥肥一层的白沫里，揉来揉去地玩。“金山的东西就是好，家里的皂角搓脱一手皮也起不了这么多沫。”小姑由衷地叹息着。
　　“你这么喜欢金山，就问猫眼肯不肯让你嫁了锦山做小，将来一道去金山。”嫂子说。
　　小姑的脸刷地红了。猫眼的脸色也变了，半天才说：“你就是嫁做大的也去不了金山，官府不让过埠了。”
　　嫂子说不去金山也行，金山伯的小，照样住碉楼吃糯米，进出门都是下人伺候，哪像我们，一年到头穿针穿到眼黑，一个铜板都要捏出水来。猫眼想说金山也有金山的苦，却觉得这话软绵，还没说出来就泄了气，便不吱声，只是埋头喂延龄。
　　嫂子提了自己的篮，正要下水，突然看见猫眼的衣篮，就蹲下来，一样一样地翻看猫眼的衣物。翻到底里，看见一样细长的薄如蝉翼的东西，就用手指挑起来，问猫眼那是什么物什?
　　猫眼刚喂完了延龄，正在系衣扣，随便斜了一眼，说是玻璃丝袜。嫂子说这么薄的东西，也能做袜子?不挡风也不挡寒，穿了跟没穿有什么两样?
　　猫眼就笑，说你懂什么，金山的男人，都喜欢女人穿玻璃丝袜，要的就是那个穿了又像没穿的样子。
　　区家的嫂子就把袜子撑开了，对着天张望。天光从袜子上的小网眼里漏进来，扯出一丝一丝的花。女人把袜子团成一团，团进了自己的手心。“猫眼你把这袜子借嫂子穿一穿，也好叫你阿哥欢喜几天。”
　　猫眼说不行的，这袜子是我男人买的，你借走了，我家锦山要生气的。猫眼走过来要抢那袜子，却抢不过区家的嫂子。嫂子紧紧地捏着拳头，手背上凸出一根一根的青筋。“一双袜子，猫眼你还稀罕?听说你在金山都做过那种营生，什么没见过呢?”区家的嫂子忿忿地说。
　　轰的一声，猫眼觉得地陷了下去。猫眼拼命地伸了脚去够，却觉得地越陷越深，她只是两脚空空的怎么也踩不到实处。她突然明白了，为何家婆六指见了自己，脸色总是这般阴沉。那是她的过去，那个比不识字还严重得多的过去，走了一个大洋的路，追过来了。她的过去是一片比天还大的影子，她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她就是有一千把一万把剪刀，也剪不断这样厚这样大的影子。
　　天一下子暗了，太阳花还没全开，就枯死在云里。猫眼把延龄塞进背袋，挎起篮子，衣服也顾不得洗，就急急地走了。不能呆了，这地方一天也不能呆了。金山，我要回金山。猫眼对自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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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山阻
　

　　
　　民国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广东开平和安乡自勉村

　　猫眼挎着一只竹篮去无名河边洗衣服，延龄在她的背上一颠一颠地睡得正香。乍一眼看过去，猫眼也就像是自勉村里的女人，穿着蓝布斜襟大褂，青布宽腿裤，木屐敲在青石板路上呱嗒呱嗒地响，耳后插着一朵茉莉花。甚至连背孩子的背袋，都是自勉村女人的样式，黑布褡裢上绣着层层叠叠的牡丹花，两条交错的背带将两只充满了汁液的奶子勾勒出两个木瓜的形状。当然，能把猫眼看成是自勉村女人的只是外乡人。外乡人眼笨，外乡人看闽粤一带的女子，感觉都是一个样子。而自勉村的人眼尖，自勉村的人一眼就看破了猫眼身上的自勉村皮子，看出底下金山女人的里子。
　　猫眼叫人看出破绽来的，首先是她的束胸。自勉村的女人发现猫眼穿了束胸，是在猫眼给延龄喂奶的时候。尽管猫眼给延龄喂奶的时候背过了身子，还是有人看见了猫眼撩起衣襟之后，又撩起了一层带着花边的白布。其次，猫眼的内裤也是自勉村女人的话题。猫眼的内裤除了锦山，别人原是不知道的，只是有一回换下来扔在木桶里，叫家里的下女看见了，出去告诉了她的相好。很快全村都知道了，金山来的女人为了省布，将内裤裁得差一点遮不住屁股。
　　当然，由这样的内裤延伸出去，就生出了一些别的话题。这些话题像风像水，都是绕着猫眼吹淌过去的，猫眼一无所知。自勉村的人有话，也只和猫眼的家婆说。这些话慢慢地在六指的耳朵里积攒起来，生出了耳垢，六指的脸色就一天天地沉涩了。
　　其实，猫眼是根本不用自己洗衣服的。家里的下女有好几个，帮厨洗衣针线各派各的用场。可是猫眼不愿意让人看见她内裤里那些形迹可疑的斑点。而且，去河边是她一天里最舒心的时候——无名河让她想起她自己的老家。她的老家就是个多水的村子，她家的饭碗一半在田里，一半在水里。她帮阿妈做过田里的力气活，阿爸捞鱼的时候，她也替阿爸摇过橹。自从她和阿姐被人骗上了去金山的船之后，就和家里断了信息。旧年从金山回来，她让锦山带她回过一趟老家，才知道家早就败落了，阿爸阿妈的坟上，都长过几茬苦艾了。
　　连着下过几天雨，无名河的水高了一截，下河的石板，被水淹得只剩了最上而的半截。猫眼放下篮子，在石板上坐下，挽起裤腿，蹬了木屐，将两只大脚伸进水里，低低地俯着身子，看水里的自己。水不老实，和风推推搡搡着，把自己的脸一会儿扯成一截长青瓜，一会儿搓成一个扁番茄。猫眼忍不住想笑，可是还没有笑出声来，就听见水咬着她的耳朵跟她说了一句话。水轻轻软软地央求着她：“下来吧，啊?”
　　猫眼一下子警醒了。猫眼想起小时候阿爸告诉过她和阿姐，下雨涨水的时候，水鬼就要出来招人了。老家的河里，一年总要淹死几个人。可是猫眼好水性，不怎么怕水鬼。猫眼一脚把水踢浑了，狠狠地呸了一口，说做梦哪，你!水立时就噤了声。当然，猫眼当时并不知道，十几年后，方家还有一个人，也听见了水说的话。那个人不懂，那个人就被水鬼骗下了水——那是后话。
　　水虽然不出声了，猫眼还是有些心惊。这种时候，身边若是有个男人就好了。可是锦山不是那种跟在女人身边的男人。那年她从来春院逃出来，藏在他的马车里，她是拿了命来诈他，他才肯收留她的。为了收留她，他好几年都不得见他的阿爸。她知道他收她是因为可怜她，就像他可怜一匹伤了腿的马，一只断了尾巴的狗一样。当时她只要他的可怜就够了。他的可怜是她的绳子，她攀着这根绳子才能从烂泥沟里爬到岸上。只是当她爬到岸上之后，她才发现了自己的贪心——她还要别的。
　　跟她在一起的头一两年，他都没有碰过她。她知道他是嫌她脏，他怕她的杨梅疮会传到他身上。她既是从来春院出逃的，他带着她一起走，就背上了拐带的罪名，所以他和她都不得在温哥华的唐人街露面。他们只能跑到连雷公也打不到的小镇上，隐名度日。她一直找不到郎中，后来还是那个暗地里帮他们逃走的耶稣教士安德鲁，偷偷带来了一种叫盘尼西林的针药，终于治好了她的杨梅疮。
　　后来他终于肯碰她了。从他第一次碰她开始，她就想着为他生一个孩子。他说起他阿爸不肯认他的时候，总是一脸怒气。可是她知道他的忿恨只不过是一件被积怨刮出了许多毛刺的外套，脱下这件外套，他底里是个孝子。他若一天不得见他的阿爸，他就一天不能和她安生地过日子。他和他阿爸巾问，只有一条通道，就是一个孩子。当然，是男孩子。
　　她为他吃过多少药啊，唐人的，洋番的，红番的。熬成汤的，烧成灰的，碾成末的，捏成饼的，灌在针筒里的。那十年里她吃的药，扔在无名河里能填满一个河床，可是居然没能填凸一个肚子。一个吃了十年的药依旧肚子干瘪的女人说话是没有底气的，所以猫眼只能看着那些穿着牛仔靴戴着牛仔帽的红番女人，高声大笑着坐在锦山的腿上，把土制的烟卷塞到锦山嘴里。锦山有时一连几夜都不归家，回来时她什么也不问，只是生上炉火把热了多次的粥再热一次。
　　她是在完全绝望的时候怀上了孩子的。当她趴在阴沟边上把黄胆都吐出来时，她以为她是吃坏了药。她是在连续三个月不见红之后才意识到她可能怀孕了。她是在有了第一次胎动之后才告诉锦山的。锦山什么也没说，只是开始一件一件地拆照相馆里的物件。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知道，他终于可以同家见他的阿爸了。而她，也终于在他的那个家里，有了一寸站脚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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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 〇年)，广东开平和安乡自勉村

　　六指在第一声鸡鸣之前就醒了。醒得这么早，是因为六指有心事。六指的心事是极小的一桩事，小得如同一粒芥菜籽。可是近年来她的觉轻了许多，轻得能被一粒芥菜籽压醒。
　　六指不过是想起了昨晚临睡前炖的那锅猪脚姜。猪脚已经炖得差不多了，只需再开火热一下，加一勺米酒，就能吃了。可是这最后的一道火，却是大有讲究的，急不得也慢不得，叫猪脚出锅的时候嚼得出肉的意思来，却又软绵松泛。其实家里的三餐，都有厨子管。厨子做得出一大家子的饭食，厨子却做不出她的猪脚姜。她做猪脚姜的手艺是随娘家阿姐嫁到红毛家后学的。她做的猪脚姜泛着一层红红的油，放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嚼就化成了水，锦绣一人能吃一大盘。
　　锦绣在华侨子弟学堂念完了中学，去年去广州念师范。锦绣从前念中学，都是住宿，一个礼拜回来一天。现在去了广州，一个礼拜一天也回不来了，只能隔一两个月或放农忙假时回乡一趟。六指有些舍不得锦绣。她的两个儿子，都是十五六岁去了金山，一走多年，却统共才回来过一趟。锦山是六七年前回来的，带回一个没有明媒正娶的女人，还有女儿延龄。三口人在乡里住了近两年，花了许多钱治锦山的腿，没治好，又回了金山，不知哪年能再回来。锦河去年回来，是为了娶亲。一等女人坐上了胎，他就急急地回去了，说是那头的东家催得狠。
　　六指觉得她生命中的男人，都是狮子口中的肉。她辛辛苦苦地把他们养大养肥了，似乎就是为了送给狮子的，狮子就是那个叫金山的地方。她和金山死命地夺着她的男人她的儿子，可是她终究夺不过金山。等她的女儿锦绣长大的时候，金山的官府有了排华法。金山的男人们气得跳脚，六指却不跟着他们生气。六指不仅不跟着他们生气，六指甚至有些暗暗的欢喜，她终于可以留住—个孩子了。
　　锦绣是和墨斗的儿子阿元一起去广州念师范的。锦绣念小学堂时就有了念师范的心思，锦绣是想读完师范和阿元一起回乡办学的。乡里的公学，是金山客出资办的，收的都是金山客的子弟。锦绣要办的学堂，是给大家伙的，田里水里捞活的，甚至伙计下人的子女，不收学费，还要管一餐午饭。锦绣自小就像六指，喜欢教人认字。从学堂回来，就招集下人帮了的孩子，教写字教算学。若有名字起得土气的，还将人名字重新起过。六指年轻的时候，下人里没有一个不粗通文墨的。后来家里有了锦绣，就连下人的孩子也懂得了写字算账。
　　锦绣去了广州，六指虽然舍不得，却也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舍不得，她知道，她的这个女儿不像别家的女儿，将来是要嫁出门的。锦绣念完书，是要回乡的。锦绣和阿元自小同窗，情投意合，看样子是她非他不嫁，他非她不娶的。等师范毕业之后他俩就该回乡成亲了。阿元终是和他阿爸墨斗住在一处的。那么，这个女婿实际上就是入赘方家了。六指虽然指望不上她的两个亲生儿子，可是阿元这个半子，纯孝良善，却是顶得过一个儿子的。她的锦绣将来就是嫁作人妇，也是守在她身边的——她心里就仿佛有了些依托。
　　六指怕吵醒锦绣，蹑手蹑脚地起了床，正要下厨房，却看见锦绣房间的门缝里，依稀漏着一线光。锦绣回家，就住在从前麦氏住过的那间屋里，和六指的房间才隔了一堵墙。六指轻轻推门进去，锦绣果真在点着灯看书。锦绣爱看书，看得痴迷的时候，鼻子就贴到了书上，像是在闻书。六指说痴女子你一夜没睡?锦绣嗯嗯地答应着，半天才回过神来，说刚醒呢。六指骂道你这么看书，眼睛看坏了，将来做了四眼鸡，看谁娶你?锦绣扑哧地笑，说你巴不得呢，我好总守着你。六指也笑，说你墨斗阿叔还不得拿枪崩了我?他正等着娶儿媳妇呢。锦绣的脸就红了。
　　六指在锦绣床沿上坐下，摸了摸锦绣的脚，说学堂的伙食太烂，看把你吃的。十七岁的锦绣有些像小时候的锦山，身子骨结结实实的，很少生病。可是在六指看来，女儿还是瘦。六指翻了翻锦绣的书，书名是《向导》。锦绣看的那一页上，说的是“帝国主义者……封建买办……协助军阀……压迫国民革命”，云云云云。六指看得云里雾里的，只觉得锦绣现今看的书，跟自己年轻时看的，是全然不同了。她虽看懂了每一个字，却是不懂到底是什么意思，就问锦绣帝国主义就是洋番不?
　　锦绣不回答，只问阿妈你听没听过前几年沙面租界英国法国人机关枪打死中国人的事?六指说死了这么多人，怎么没听过?锦绣说可是阿妈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死的吗?六指摇摇头。锦绣说先是东洋人在上海的纱厂打死了中国工人，上海的市民上街抗议，叫英国人打死了十三个。广东香港的人，原是支援上海市民，才遭了害的。东洋人西洋人，在自己国家都知道老实守法，到了我们国家，倒是为所欲为。
　　六指就叹气，说谁叫我们国家穷呢?狗瘦遭人踢，人穷遭人欺嘛。锦绣说不怕穷，就怕无知。所以要努力办学，大家都读书觉醒了，就不叫洋番爬到我们头顶作威作福。六指说可是你阿爸阿哥，要不是靠洋番吃饭，咱家能买得起这些田盖得起这样的楼吗?锦绣眉毛一挑，声调就高了起来：“若没有阿爸他们拼了一条命修出铁路，金山还是荒滩呢。是阿爸养活了金山，不是金山养活了阿爸。”
　　六指望着锦绣，忍不住眯了眼睛笑，说你茄瓜大一个女仔，如何就知道这么多事呢?锦绣说是欧阳先生告诉我的——欧阳先生大名叫欧阳玉山，在锦绣和阿元的学堂里教国文，通晓天下事，平日里最受学生欢迎。六指听了，就说你阿爸年轻的时候，也认识一位欧阳先生，叫欧阳明，也是天下事无所不知的。不知道这两个欧阳是不是一族里出来的。
　　母女两个说了些话，天就渐渐有些大亮了，鸡一声一声越发叫得响了。六指问锦绣饿不，锦绣摇摇头，六指说等我把猪脚姜热了，你也就饿了。便下了楼。锦绣原本真是不饿，可是猪脚姜这几个字，一下子把她的瘾念钩了出来，肚子就雷公似的滚了起来。起了床，一眼望出窗外，天井里已经有人了，一老一少两个，正靠着水井坐在板凳上擦枪，是阿元和他阿爸墨斗。
　　墨斗爱枪如痴，总撺掇着阿妈买枪。阿妈向来节俭，买起枪来却眼睛也不眨一下。家里原先只有一支老掉牙的来福，后来又添了一支卡宾枪，再后来又添了一把左轮，两个月前墨斗又买了一把勃朗宁，现在已经有两长两短四支枪了。墨斗闲来无事，就爱一支一支地擦着。阿元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墨斗就教阿元拆枪装枪了。阿妈骂墨斗不教些好的，墨斗说将来我老了扛不动枪，你找谁来守碉楼?阿妈无话。从此阿妈就由着墨斗调教阿元，只是不许在屋里玩枪，怕走火伤着人。
　　阿元就像是细雨淋过的新草，一宿不见就长个。坐在他阿爸身边，一扇脊背石磨似的，就把他阿爸比得瘦小了。阿元跟他阿爸一样，也爱枪。阿元叫得出各样洋枪土炮的名字，阿元读过许多兵器的书，都是欧阳玉山先生借给他看的。欧阳先生说中国好比是一头狮子，身上长了一个巨大的毒疮。这毒疮一天不清除，狮子一天就站不起来。欧阳先生问大家该怎么办?大家都说开学堂办全民教育，叫大众觉醒。可是阿元却不这样说。
　　阿元说办学是长远之计，就像是熬中药治急症，药性太慢，怕等药性发的时候，狮子已经病入膏肓了。阿元说毒疮得用西医的方法急刀割治，就是要用强大军力驱逐西洋东洋恶势，整治国力。每当阿元说这样的话，锦绣心里就会一晾。阿元是读书人，阿元读书读得出奇地好，门门功课是甲等一名，可是阿元说的话，却像是带兵打仗的武夫。阿元的强悍，叫她喜欢，也叫她惊骇。
　　阿元的阿爸墨斗在方家已经很多年了，听阿妈说阿哥锦山和锦河，都是墨斗背在背上背大的。墨斗管锦山锦河叫大少爷二少爷叫了很多年，后来阿妈说了他很多次，他才改了口叫山仔河仔。几年前家里的管家虾球死了，墨斗就接替了虾球的位置，做了方家一应事务的总管。可是，即使管着方家的天和地，墨斗也还是方家的下人。墨斗和下人一起，住在方家侧楼的底层。墨斗一家和下人们一起开伙，连洗衣裳，也用的是另外的水池。
　　阿元是下人的儿子，按理也是下人。若是阿元按着古来的规矩走路，阿元大概永远也走不出下人的圈子。可是阿妈却悄悄地修改了阿元的路。阿妈让阿元和自己一起，去上方圆几十里最好的华侨公学。阿元的眼界，突然就开了，看见自勉村以外，原来还有那么大的一片世界。只是阿元的脑子比锦绣的快，阿元的眼睛，看得比锦绣还远。锦绣是在疾走，阿元却已是快跑了。于是，阿元的身子虽然还陷在下人的皮囊里，阿元的头脑，却跳出了阿元的身子，反倒在引领锦绣了。
　　阿元对锦绣，依旧是温存和蔼的，却再也没有了他阿爸那样的恭谦。锦绣知道，阿妈很早就指望阿元能成为方家的女婿，阿妈早就在一步一步地铺着阿元的路，叫阿元越走越高，高得走进她的门时，是顶天立地的一个男人。阿妈想要一个倒插门女婿，可是阿妈要的是一个站得直直的女婿。阿妈的精灵，是天衣无缝的精灵，叫人知道丫，也无话可说。
　　锦绣下得楼来，阿妈已经把柴火点上了，隔夜的猪脚姜冻正在锅里嗞嗞化开，冒出轻轻一缕的香。阿妈一边等着火候，一边从兜里掏出一把竹篦子，给锦绣篦头。阿妈的梳齿尖尖利利的，走过锦绣的头皮如同犁刀轻轻划开泥土，酥酥麻麻的叫锦绣一身的骨头都散了架。
　　锦绣趴在阿妈怀里，懒洋洋地问猪脚姜要不要盛一碗上去给阿嫂吃?锦绣说的阿嫂，是二哥的新媳妇区氏。阿妈哼了一声，说她闻见味道不会自己下来?老鼠饿了都会自己寻食呢。锦绣扑哧一声笑了，说阿妈你偏心。六指说她怀着我方家的骨血，我能不好好待她么?可是你见过这样的木头人吗?就是院子里的树，都比她活泛点。那日你二哥起程回金山，一家人送到村口，连墨斗的媳妇阿月都知道说山仔你到了就写封信来，省得你阿妈挂记。那个木头人就是一句话没有。直到分手，才憋出一句话来，那是屎没憋好憋出来的屁。
　　锦绣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阿妈你从前不这样说话，你现在跟下人学坏了。六指说你知道她说了句什么?她说年底我阿弟下聘。你说说这话像不像屁?你二哥在金山，把每一个毫子省出水来寄回家，她倒是把你二哥当成她家的钱庄了。锦绣说好不好，这个阿嫂也是你做主定下的，二哥看也没看，就领进了洞房。要怨也只能怨你自己。
　　偌大一个得贤居里头，也只有锦绣敢和六指这样说话。六指拿这个女儿没有办法，叹了口气，说照片上端庄稳重的样子，去媒婆家里看人，也是斯斯文文的，话不多。谁想得到她就木成了这个样子，白识了几个字，还没人脑子，都化成屎了。
　　锦绣说要不欧阳先生怎么会提倡自由恋爱呢。若是二哥有机会先认识了二嫂，他一辈子就不会栽在她身上了。六指说男人怕什么?这个不好，再娶一个就是。女人就不一样了，一辈子拴上了一个男人，是好是歹就不能动了。锦绣说妈你这是旧思想了，宣统皇帝的妃子文绣，还敢跟皇帝打离婚呢。女人怎么就不能?
　　锦绣抬起头来梳辫子，看见阿妈满是太阳花的脸盖上了几片阴云，便笑了，说阿妈你和阿爸真是自由恋爱的吗?听叔婆说，阿爸为你，退了先前定下的婚事，把攒了十几年的金山货都给了那家，是不是真的?六指本不想回答，却缠不过锦绣，才说他赔了几只金山箱，我还差一点赔上了一条命呢，两下扯平了。锦绣嬉皮笑脸地说，阿妈你自己是自由恋爱的，却不叫阿哥自由恋爱，你这是暴君呢。
　　六指虽然不懂什么叫暴君，却是听得懂前面的话的，便说自由恋爱又如何?我嫁你阿爸的时候，才十八岁。三十多年了，统共见过你阿爸三面。前次你阿爸走的时候，你还在我肚子里。你阿爸如今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是要挖到最后一桶金才肯回来。其实他就是明天回来，甘蔗有汁有水的日子都过去了，剩下一把枯渣，你说是有意思还是没意思?
　　锦绣的笑容就蔫了。她被阿妈的这个问题毫无警觉地狙击了，她不知如何作答。她从来就没见过阿爸，对她来说，阿爸只存在在金山寄过来的照片和银信里。平生第一次，她从照片和银信以外的地方，见到了，阿爸——那是在阿妈的脸上。
　　这时楼梯沉沉地响了起来，区氏下楼来了。区氏身子已经很重了，走起路来就像拖了一只大木桶。走到楼下，已经走得一身大汗。站下了，就问猪脚烂了吗?六指冷笑了一声，说你是问我吗?我好歹是你婆婆，你妈没教过你规矩?区氏就木木地叫了一声阿妈。
　　六指看区氏蓬头垢面，眼角堆满了眵目糊，布衫的纽子扣错了一个，半边衣襟耷拉下来，一双脚肿得如同两团发面，潦草地塞在布鞋里，几乎要把针脚挣破。就忍不住说你就不会先洗把脸梳梳头再下楼来?让下人看见成什么样子?区氏不说话，只低头看着自己的脚。
　　锦绣听见区氏气喘如牛，就搬了张凳子过来让区氏坐。区氏坐得太急，一下子把一条凳腿坐扭了。想站起来，却晚了——那条凳腿在她身下晃了几晃，就咔嚓一声折断了。区氏如一个装得满满的米袋一样重重地倒在了地上。六指和锦绣慌慌地过去扶，无奈区氏一身的死肉，她自己使不上一丝的气力，反将那两人也齐齐地拖倒在地上。气得六指忍不住骂道：“什么地方不能坐，偏要坐凳边?中间有虱子咬你屁股蛋?”
　　六指还没骂完，就听见锦绣哇的一声惊叫。锦绣的手指着区氏的裤脚，有一条红色的蛔虫，正从区氏的裤脚管里蜿蜒地爬出来。爬到地上的时候，爬出了一朵肮脏的花。那是血。
　　这天的清晨，锦河的妻子区氏产下了一个名叫方耀锴的孩子。这是方家的第一个男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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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卑诗省温哥华市

　　延龄被一声巨响惊醒，当时她正在做着一个梦。她梦见了庄尼，就在华生小姐的礼仪课上。
　　礼仪课是公立学校五年级学生的必修课，教课的华生小姐常常把脸绷得如同一张牛皮纸。华生小姐一丝不苟地教导学生如何在正式晚宴上使用餐具，怎样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选择合宜的衣装。华生小姐还教大家跳华尔兹狐步和探戈舞。延龄对读书上课之类的事情兴趣不大，尤其是科学和历史课，她通常能在头十五分钟之内进入睡眠状态。被老师斥骂了无数次之后，她终于发明了一种睁着眼睛睡觉的方法，从此可以相安无事地对付各科的老师。
　　可是延龄却对礼仪课有着浓郁的兴致。其实，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的嫌疑。延龄实际上只对礼仪课的一部分内容感兴趣——交谊舞。华生小姐教交谊舞，是将男生和女生组合配对，学一种舞换一次舞伴。礼仪课已经上了好几个星期，下个星期将进入探戈阶段。舞伴轮过了好几个，却都是叫延龄出天的那种白脸小生。延龄之所以还能坚持下去，是因为延龄心里暗暗地藏了一份念想。
　　延龄的念想是庄尼。
　　庄尼是班级里个头最高也最硕壮的一个男生。庄尼的头发是哑麻色的，带了些乱乱的卷儿，尤其在下雨落雾的天气里，庄尼的额头t就会出现一串小圆圈。庄尼的校服，很少规规矩矩地穿，或是露出一截袖子，或是领口随意地散开着。庄尼还敢在华生小姐去盟洗室照镜子梳头的空当里抽烟。庄尼抽烟的时候眯着眼睛，头仰得高高的，仿佛嘴里含着的是一个世界。当然，还有庄尼的吉他。庄尼的吉他弹得就像是一只小手在撩拨着人心，不知叫多少女生魂不守舍。延龄知道班里的女生，都梦想着和庄尼搭手，演绎一首探戈曲子，想象着在庄尼的臂弯里欠身抬腿的样子，延龄觉得自己就是死一回也值。
　　白天的时候，延龄不敢想。她不过是一个瘦小得像坚果的单眼皮中国女孩，庄尼的眼睫毛扫起来的尘土，都不会落到自己身上。可是夜晚改变了一切。梦是个不知深浅的莽汉，扯碎了一切的藩笆，想闯到哪里就闯到哪里。比如今天晚上，梦走到了华生小姐的课堂里，把延龄的手放在了庄尼的手里。延龄还没来得及抬头看一眼庄尼亚麻色的眼睛，就被那一声巨响惊醒了，心跳得如同万马奔腾。
　　延龄捧着心在床上呆坐了半晌，才明白过来那是她的阿爸和阿妈在吵架。延龄已经很久没有和阿妈说上话了。
　　延龄和阿妈有时候一个星期也见不上一面。阿妈在“荔枝阁”酒楼做女招待，酒楼半夜才关门，阿妈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早上延龄起来上学时，阿妈还在睡觉。下午延龄放学回家，阿妈已经上班去了。延龄想让阿妈陪她去杜邦街上的那家百货商行买一件新大衣，已经想了好几个月了。延龄身上的这件大衣，是阿妈的旧大衣改的，袖口已经磨秃了，衣兜上还有一个焦黑的洞，是阿爸的烟头烧的。阿妈上班的酒楼，一星期只休息一天，在星期一。星期一晚上是一家人唯一能在一起吃一顿饭的时间。也就是说，星期一的这顿晚饭，是延龄唯一可能和阿妈说上几句话的时候。
　　今天就是星期一。
　　可是今天的晚饭，延龄和阿妈都吃得心不在焉。阿妈平时一日三餐都在酒楼吃。阿妈吃惯了酒楼的饭食，总觉得家里的饭食寡味。阿妈在家吃饭的时候，饭桌上的空气就密实得像一堵墙，延龄要在那样的墙上凿开一个洞，插进她的话题，只觉得生涩吃力——尤其是—个牵涉到钱的话题。
　　阿爸的腿一直治不好。阿爸除了偶尔在家里给人拍几张照片，已经干不得任何体力活了。阿爸拍照挣的钱，还不够阿爸一个月的烟酒开销。阿爷的烧腊铺开了好几年了，可是铺子的收入付了房租和厨子的工钱，就只够阿爷买几张戏票听粤剧。
　　延龄听见阿妈和阿爸嘀咕过，说这烧腊铺怎么还不亏本呢?亏了本他就好死心塌地关门了结。阿爸听了这样的话，总是骂一声你口水多过茶，可是延龄知道，阿爸其实也想阿爷的店铺早日关张。虽然阿爸和阿妈都想叫阿爷关铺子，却是为着不I司的缘由。阿爸是想叫阿爷赶紧收摊回开平乡下和阿人团聚，阿妈却是想叫阿爷呆在家里，多帮着做一点家事。
　　家里真正掘钱的，是阿妈。阿妈一周发一次饷，家里一周进来一张银票，可是这张银票是要撕成许多份的。一份留着寄给开平乡下的阿人。阿人隔一两个月来一封信，每封信都说年成不好，租子收不上来，家里人多，开销大。阿妈不识字，阿妈是不拆信的。每一回来信，都是阿爸拆了读给阿爷听的。阿妈知道阿爸那么大声地念信，其实是念给自己听的。阿妈当着阿爷的面一言不发。只有等阿爷不在的时候，阿妈才会对阿爸说，供个菩萨庙都比供你们家轻省。阿爸不爱听这样的话，可是阿爸不爱听也得听，因为银票在阿妈手里。没有银票的阿爸，腰板就软了一截。
　　阿妈虽是抱怨，到了月底，依旧风雨不动地把钱寄给开平。阿妈的月饷剩下的，还要替阿爷还债。阿爷前些年开农场大大地亏了本，阿爷早年的债主，时不时的还会找上门来。阿妈的钱还要管家，开门七件事，件件伸出钩子一样的手，来钩扯阿妈的银票。扯来扯去，阿妈的月饷只剩了小小一个角。这个角是阿妈留给自己买花戴的钱。阿妈把买花戴的钱紧紧地捏在手里，捏得长出芽来也不肯放手。延龄若想要一件新大衣，就得从阿妈的花戴里撕扯下一瓣来。延龄得找一个阿妈放松警觉的时机，才能让阿妈把手松开。
　　阿妈在饭桌上刚一坐下，延龄就用眼角的余光偷偷地打量阿妈，可是延龄看不出阿妈的心境。阿妈那双像猫眼一样隐隐泛绿的大眸子，仿佛是画师画上去的，很少有挪动的时候。从小到大，延龄只看见阿妈开怀大笑过一回。那天阿爷带了阿爸去白水镇看一个修铁路时就认识的乡人，阿妈正好歇班，就招了几个酒楼里的姐妹，一起来家里煮饭吃。
　　家里没有男人，女人们很是放松，一气喝了两瓶花雕。阿妈喝得面红耳赤，就把围裙叠成一朵花戴在头顶，捏着兰花指唱“桃花红”。延龄没想到阿妈能唱这样好听的戏——平日阿爷在家里放唱机听老粤曲，阿妈从来一声不吭。阿妈唱戏唱到嗓子都哑了才歇下，后来女人们就搭开了台子搓麻将。阿妈那天的手气出奇地好，从头赢到尾，末了阿妈却把赢来的钱兜成一个手巾包，叫延龄出门买夜宵给大家吃。延龄觉得那天阿妈就像一朵在石头底下压了好久的花，陡然见着了太阳，哗的一下开了，挡都挡不住。后来再也没有看见阿妈这样笑过。其实阿妈的眉眼若活泛一些，坐着的时候还是个很中看的女人。阿妈在酒楼做工，一刻钟也不得坐。阿妈站得累了，就懒得好好地摆个样子站。所以阿妈的站相很难看，松松垮垮的像缺了几根骨头。
　　延龄看见今晚阿妈换了一件衣服。阿妈平常在家的时候，就穿一件灰布直襟褂子。这样的布褂，阿妈一共有两件，一件穿在身上，另一件挂在晾衣绳上。可是阿妈今天却没有穿灰布褂。阿妈今天穿的是一件豆绿底子撒青花的洋装，烫过又松懈了的鬈发齐齐地撩在耳后，左边鬓角上夹了一枚银发卡。阿妈换了行头，说明阿妈今天要出门。阿妈出门只有两种可能性：或是开心，或是郁闷。眼看着阿妈在拨着碗里最后的几粒饭，延龄只有豁出去了。
　　“阿妈，我想要一件，新大衣。”延龄把头埋在碗里，嗫嚅地说。
　　阿妈的目光定定地盯着延龄，将延龄看得如同日头底下的雪人般低矮了下去。“我还想要一件皮袍呢，你给我钱?”半晌，阿妈才冷冷地说。
　　“圣诞节减价的时候，再看一看嘛。”阿爸说，头也埋在碗里。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的，不知道说的是延龄的大衣，还是阿妈的皮袍。
　　阿妈放下饭碗，说阿龄你听好了，到了圣诞节你只管问你阿爸要钱。
　　延龄知道她是彻底没有指望了。一个冬天她还会一直穿着这件大衣参加华生小姐的礼仪课，坐在庄尼跟前，听凭庄尼看着她磨得油光的袖口，暗暗说瞧吧，这就是中国佬，一代一代，都是这个样子。延龄觉得眼睛热了起来，不争气的眼泪就要落下来了。她放下碗筷，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延龄拧亮了床头灯。灯是十二支光的，将一屋浓郁的黑暗破出小小一片的昏黄。家里的每一盏灯都是这样的，为的是省电费。延龄坐在这片刚够裹住身体的昏黄里，心想自己要在这样的家里活一辈子么?一辈子有多长呢?长得就像在莎菲河里游多少个来回呢?十回够吗?一百回够吗?一千回总够了吗?延龄只觉得心空得没了底。钱，钱，钱。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盘算着阿妈手里的这张银票。众人都紧紧守着自己的地盘，而她，却是众人地盘中间那个谁也顾不上的空隙。
　　这时延龄听见了楼梯响声，她赶紧把灯拧灭了，躺到床上，用被子蒙了头。此刻她不想见到任何一个人。她听见一阵摸摸索索的声音，有人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摔倒了。延龄甩开被子开了灯，只见是阿爷在哼哼唧唧地揉膝盖。阿爷从棉袍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来，摆在延龄桌上，说还好，没摔坏。阿爷拿出来的是一头陶土捏的猪，长嘴大耳，头顶上开了个小口子——是过年存压岁钱的罐子。
　　阿爷从兜里摸出一把毫子，叮叮当当地扔进猪肚子里，说阿爷把烟戒了，给我阿龄攒大衣的钱。今天只存足了扣子的钱，过两天阿爷给你存袖子。延龄扯了扯嘴角，没说话。延龄是有话的，只是不想说。延龄烂在肚子里的话是：“没有用，等不及了。等到猪肚子饱了的那一天，礼仪课早上完了。”
　　我绝不会，穿着这件大衣，和庄尼跳探戈的。延龄想。生病。对，就说是病了。头晕?肚子疼?感冒?到底说哪一样呢?延龄已经开始盘算如何跟华生小姐请假——假如华生小姐选中了她和庄尼搭对子。
　　“你阿妈，做这份工，也难。”阿爷说。
　　延龄本来是想起身帮阿爷揉一揉腿的，可是她的身子很重，重得跟铁砂袋似的，怎么也挪不了。等阿爷都一瘸一拐地走到楼下了，她也没能动身。后来她听见楼下的门开了一下，又关上了，就知道阿妈出门去了。阿妈出门之后，屋里只剩了两个男人。男人没话，屋子就安静下来。渐渐地，就有些辛辣的气味，从到处是缝的门板和楼梯板里钻进来，钻进延龄的鼻孔，割得延龄的嗓子隐隐生疼。阿爸和阿爷在抽烟。戒烟，戒你的大头鬼。延龄恨恨地想。
　　延龄从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趴在昏暗的床头，准备写信。延龄写了“奶奶”两个字后，就顿住了。不是因为延龄没有话说，而是因为延龄的中文不够使。延龄从小在家就说广东话，可是延龄的中文只长了一条舌头一对耳朵，却是个瞎子和瘫子，走不得路的——延龄不认识中国字。其实从她上小学三年级开始，阿爷周末都要送她去片打东街的华侨学校上中文班。延龄刮风不去，下雨不去，天太热不去，天太冷也不去。当然，还有头疼脑热的时候。轮到延龄把所有的借口都用完了，非去不可的时候，她也只对剪纸做灯笼感兴趣，延龄对那些横撇竖捺的汉字一点也不上心。学了两年，只勉强看懂了黄历上的字。
　　“我你。”延龄写下了她的第一句话。
　　这句话应该有三个宁的，可是延龄不会写中间的那个字。延龄在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中间留出了一个大大的空间，因为延龄觉得中间的那个字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字。她想了很久，也没想出这个字该怎么写，最后只好在两个字中间嵌上了一个英文字：hate(恨)。
　　延龄还有很多很多句话排在这句话后边，急急地等待着出场。延龄想说奶奶和锦绣姑姑你们自己不会挣钱吗?你们每张照片上都穿得很美丽，可是我在这里却连一件新大衣也没有，因为我阿妈每个月都要把钱省下来寄给你们。延龄还想说我同学都笑话中国佬一个毫子掰成两个花，可是我们家却把一个毫子掰成四个花，都是因为你们。延龄要说的话很多。延龄的话在心里攒了好几年了，攒得像一条下过大雨的河，一团一团地滚着浪花。可是延龄手里的那杆笔，却像是针尖大小的一个出口。延龄的河涨得再凶，却始终无法从针眼里流出来。
　　延龄觉得太阳穴里有两只螳螂在斗法，一蹦一蹦地，蹦得她眼睛都要跳出来了，只好将那张纸揉成一团，扔在了字纸篓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一块灰褐色的水迹，只看得那团水迹渐渐的边角模糊起来，便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把延龄从梦中惊醒的那声响动，是关门的声音——是阿妈进门之后，等待在过道里的阿爸尾随在阿妈身后关门的声响。阿爸的门关得很急，几乎把阿妈的脚后跟关在了门里。在野猫都躲在门洞里熟睡了的暗夜里，这样的声响听起来有些惊怵，街巷被震得嗡嗡地抖了几下。
　　延龄趿着鞋子蹑手蹑脚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走到楼梯口，一眼就看见阿妈手里拎着一个小皮包，径直地走进了厨房。阿妈随手把皮包放在炉台上，从晾衣绳上撸下一条毛巾，弓着腰在水池里接水洗脸。阿爸拿起阿妈的皮包掂了一掂，压低了嗓门问输了多少?阿妈抢回皮包，挂在自己腕上，依旧俯在水池子里呼噜呼噜地洗着脸，仿佛那张脸上蒙着千年老灰，一江一河的水也洗不清白。阿妈终于把阿爸的耐心磨薄r。阿爸揪住阿妈的衣领，逮小鸡一样把阿妈从水池子里拎了出来。
　　“没钱给阿龄买大衣，倒有钱往麻将桌上扔?”
　　阿妈甩开阿爸的手，扯了一角毛巾来擦眼睛，头也不抬地说：“给她买大衣?豆荚大的一个女仔，已经知道跟男生眉来眼去了，你真想叫她成个小贱人吗?兴你拿金子银子给那拨闲人，不兴我花几个毫子开心?那是我自己挣的钱。”
　　阿妈嘴里的那拨闲人，说的是中华会馆的人。阿爸和会馆的文秘阿李是朋友，平日无事，就爱在阿李那里坐一坐，所以会馆里的事，阿爸知道得最多。阿爸好管闲事，兜里的钱存不住。华埠学校翻修，和政府打官司，家乡闹水灾旱灾，建学堂医院，只要阿爸听说了，兜里的铜板就长脚走进了会馆的捐款箱。阿妈知道了就生气，数落阿爸是贱民的命，却做着官老爷的事。阿妈说归说，却管不了阿爸。
　　阿爸哼了一声，说谁知道你是怎么挣的钱!
　　阿妈的脸陡然涨得通红，又渐渐地白了下去。阿妈的脸红了几次，又白了几次。后来阿妈将毛巾往阿爸身上一抽，厉声说方锦山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到底是怎么挣的钱?阿妈的毛巾抽着了阿爸的脸，水珠子顺着阿爸的颧骨滴滴答答地流下来。阿爸的头发一根一根地竖了起来，像顶了一头的针。阿爸一把夺过阿妈手里的毛巾掼到地上。毛巾如同一条剥了皮的鱼，湿软地蜷在地板上喘气。
　　“你以为我没看见，那天是谁送你回家的?”阿爸说。
　　阿妈哼地冷笑了一声，说原来是为这个。下了这么大的雪，我倒是指望你来接呢，你来得了吗?
　　阿爸被戳着了软肋，一时说不出话来。温哥华的时髦人家，如今早就买上汽车了，大街小巷到处都响着嘟嘟的喇叭声。可是阿爸非但没有汽车，连远路也走不得。别说是下雪，就是下刀下剪子，阿爸也是接不得阿妈的。阿爸怔了半晌，才有了活。阿爸的话在肚子里攒得很肥，出口的时候几乎把喉咙撑破：“你要是稀罕人家的汽车，你就呆在来春院里好了，何苦非跟着我呢?”
　　延龄不知道来春院是什么地方，却看见阿妈听了这三个字，就像是撒上了盐的蚂蟥，身子一点一点地缩了下去。缩得只剩了一个核的时候，阿妈突然伸出手来，抓起桌子上的一个茶缸，朝墙上扔去。阿妈蹲在一堆碎瓷片中间，捂着脸，尖厉地哭了起来。
　　“不活了，不活了，我不活了。”
　　延龄不是第一次看见阿爸和阿妈吵嘴，也不是第一次看见阿妈哭，可从来没有看见阿妈这样哭。哭声像一条磨得尖尖的瓦片，在延龄的太阳穴上刮过来，刮过去，刮出一身痱子大小的疙瘩。不听。不听。不听啊，不听。延龄紧紧地捂着耳朵，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延龄知道，就在隔壁的房间里，还有—个人，也和她一样，捂着耳朵不出声。那个人是她的阿爷。
　　这个家，真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绝望如一片剪子也刺不透的黑暗，劈头盖脸地蒙住了延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