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略莫接触了一些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大多数作品中,语言风格美仑美奂,故事情节清新可人,但总觉得离我们生活的当下现实离得远了些,或者说,他们写与中国有关的东西,味道淡雅了一些,特别是小说类别,不是她们的强项,她们应该擅长于写小品文或随笔。这种先入为主的感觉,导致的结果是:内心比较抵触她们的文字,哪怕有时觉得她们写得并不赖,但还是认为她们是在做文,而不是写文,好比隔着玻璃橱窗看欧美新近流行的服饰,可远观而不能轻易上身。
手里捧起从朋友处借来的09第5、6期《人民文学》,封面上推荐——《金山》,作者是海外华人女作家张翎,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主要是本人才疏学浅且愚笨孤倔,握着读本,心里暗想,这莫不是又一篇海外华人作家眼里的隔靴搔痒之作吧?
可是,经验主义和我开了不大不小的玩笑。我发现,我错了。
故事一开初,便把读者拉入漫漫历史长卷而不能自拨。这是一段不可忽略的历史,只是蒙蔽太久的尘埃,读着读着,不停地扪心自问,同时,胸中升腾起一股莫明其妙的悲凉,几次想丢开它,不忍读下去,却又欲罢不能。想抽出身来,才发觉自己已成为故事中一根微不足道生即如死的铁路枕木,一枚斑迹模糊飘洋过海的大清邮票,一缕爱恨情仇生不如死的离愁……
小说第一章第一段:“同治十一年——光绪五年(公元一八七二年——一八七九年),广东开平和安乡自勉村”。一下子将笔底下的镜头推拉至遥远的视角。这种“遥远”,有双重意思。其一是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有些远。其二是故事发生地广东省开平市,离我们安徽也很远。二者的叠加,让我觉得距离是如此之远,不仅仅是这个背景与地点。因为喜欢摄影的缘故,我从一些网站上知道广东的碉楼,这与安徽皖南地区的深宅大院,其所承载的历史与事实,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皖南地区大多是祟山竣岭交通蔽塞,所以,那些深宅大院得以完整保存,以至开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村庄特别多,但,这里又有不同。皖南地区走出祟山竣岭,走向徽杭古道,最终形成“无徽不成商”的辉煌,徽商没有走出国门,那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比之广东省沿海地区,面对汪洋大海,只有走向深蓝色的海洋,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这就是《金山》这篇小说之所以存在的前因与事实。
“方得法走上甲板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片雪白。他没有见过这样的阳光,如一把新磨的刀,直直地割向他的眼睛。即使闭着眼,他也能觉出刀刃搁在眼皮上的那种锐利。……在这样的船舱里呆久了,他有些不认得太阳了。”故事的主人翁这样“踏上金山岸,沦为金山客”的第一步。随后发展的故事,“一把新磨的刀,闭着眼,刀刃照样锐利地搁在眼皮上,异样的雪白的不认得的阳光下,”方得法开始了漫漫长夜望不天亮的金山梦,他的家族也开始了漫无边底的金山梦,千千万万前赴后继的方得法们开始了异国他乡血泪浸染的金山梦。
金山遍地是黄金吗?金山客都是富商巨贾吗?很显然,答案是相反的,悲怆的,方得法以及方得法们,这些大清的臣民无非是从羸弱不堪疾病缠身的天朝逃离出来,迈向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人权,没有欢乐,有的是苦难劳役,得到的是血泪交加黑暗深渊。那么,为什么一批接着一批的南乡人沦做金山客,抛妻别子甚至遗命他乡而在所不惜呢?一批又一批中华民族有志男儿飘洋过海,都是做着那道炫目夺光的金山美梦?
惨痛、悲怆、颠沛、生死、离聚、失望、求生……凡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苦难离仇,小说里皆已涵蕴包容,只不过,作者没有调动过多的技巧花招,没有运用跨越语际的轻佻撩拨,没有事不并己般的远距离推放,而是平白地叙述,惯常如一的传统语汇,将方得法及方得法们遇到的刀山火海处理得冷到极致,静到无语,贴切自然,铿锵叩心。作者恰如金山客中之一员,化为一具佝偻的背影,一阵踉跄的脚步,一页蹉跎的日历,笔墨底端透露无端的悲凉,无果的希望,无奈的劳作,无泪的血泪。象历史留下一道深不可测的疤痕,作者轻轻触动笔墨,未曾粘合的伤疤鲜血淋漓,白骨森森地铺陈于读者面前,烙在中华民族奋斗不息的案卷。读后无不震颤微微,久而抚案,嘘唏慨叹,欲罢不能。
金山客忍辱负重甚至干着“今天生不知明天死的活计”,他们惦记最多的是不是自己,而是再攒积一些银票,买几亩周边的田产,做一幢幢防卫土匪强盗的高大碉楼,他们在乎于回乡的村口前,有几顶大轿,几位挑夫,几只皮箱,几捧糖果,几许眼神,几分涌动。这怪不得他们,就是活在当下,票子房子轮子妻子的话题仍是芸芸众生渴求的目标。然而,作者笔下的金山客们,在当地被称之为“猪仔”的金山伯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血雨腥风,从来没有放弃活下去的希望,没有放弃做人的尊严,更没有淡漠过大洋彼岸的国。推翻清王朝、北伐战争、抗日救国等等一系列中华民族反封建、反帝国、反侵略的革命斗争史上的关键的节点,金山客们慷慨解囊,义无反顾,气冲云天。小说真实而又艺术地再现了一代又一代华侨华工们心系祖国,渴求国强民富的真实情怀。这就是本篇小说不同于过份放大血泪的华工史作,作品立意之高,角度选择之实,民族情怀之烈,不禁令人击节。
如果做为普通的长篇小说,故事将金山客们奋斗史写成这样,就算了不得的一件盛事了。我看过中国和加拿大合拍的电影《金山》,场面宏大,故事厚重,拍摄精彩,看后令人深思,然而,影片主要反映金山客们的苦难,却未能关注于望乡中的女人,无形之中,说服力与感染力单薄得多。这是电影的缺憾,也不能称之为震慑心灵的巨作。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很有限,这是无可厚非的。
然后,作者并未轻易放弃相对应的另外一个群体——女人,金山客的女人。故事的另一位重要的主人翁,方得法的女人——关淑贤。
男人漂泊在大洋彼岸,关淑贤守在开平的乡下,爱恨情仇就全凭借于时断时续的来信或高低不一的汇票,再不就是月夜下的臆想,阁窗前的守望,方得法,她的男人,活了62岁,自从踏上“金山”,前后回到家来总共三次,每次住上半月十天便匆匆而别,方得法的三次归来相聚,给她带来锦山、锦河、锦绣三个孩子,给她带来“马上接你到金山”的空头支票,给她带来继续活下去的一丝欲望,事实的结果是,直到最小的女儿——锦绣32岁,整整三十二年,她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过。这种生即意味着离,守即意味着分的人间悲剧,作者察觉到了,体会到了,占据篇章的一半。
侍奉婆婆,抚育儿女,思念丈夫,支撑风雨飘摇中的那个家。 家,对于关淑贤是一个什么概念的东西?
关淑贤想念丈夫,她“提笔写信,觉得家里的事都说得差不多了,又觉得还有好些话没说。那些写在信笺上的话,像是浮在心头的秕谷,轻轻一吹就抖落在了纸上,而那些还没写下的话,才是黏在她最心底的面粉,轻易吹掸不下来。即使吹掸焉了,也沾了些灰尘,没有了原先的那些干净纯粹了。”作者用女性的笔触轻描淡写般一抚而过。
“锦山(大儿子)到金山两年了,麦氏(婆婆)一提起锦山就叹气。麦氏的一口气长得如同灌堂风,走啊走啊怎么也走不完。淑贤若劝,婆婆便说她不疼男人就罢了,连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也不知道心疼。她若不劝,麦氏便说她是一心盼着全家都去金山,好留下她一个孤老婆子听凭生死。她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倒忘了锦山原是自己的儿子,该疼该哭的,本该先轮到自己。”这就是关淑贤与婆婆之间微妙的关系与处境。她“铺开纸,一窝心事聚不成团也聚不成点,竟下不得笔,近来心事极多,乱糟糟的理不出一个头绪。她的心事里有阿法,有锦山锦河,有麦氏,也有正在修建的碉楼。这些都是说得出口的心事。说得出口的心事是轻的,而说不出口的心事,才是沉在塘底的石头,清清寡寡那么,几块,却是摸不着也挪不动。”久未等到男人来信,她便想:“可是这些沉默都叠加在一起,也抵不过阿法一个人的沉默为。”婆婆生病时,“送走郎中,一屋的人都抬头看她。她知道他们是在等她哭。可是她眼中只是干涩,搜肠刮肚,竟无一滴眼泪。”就是她等到男人死去消息的那一刻,“她脸上的肉如吊了根绳子似的抽了一抽。以为她要哭,可是她没有。那根线渐渐地松弛焉,脸平得如同一汪没有被风搅过的水。”“人老了,总是要死的。”过了很久,关淑贤才喃喃地说。
表面上对于情感冷若冰霜般的妇人,距离与分离凝结的冰霜冰封住她的一切,可内心底里的血脉长河却无时不刻地奔涌撞击热气腾腾,只不过,她及她们没有说,没法说,没处说,没人说。关淑贤以及千万的关淑贤们,坚守着什么?似有却无的夫妻情爱?若隐若现的金山梦境?置田买地的光宗耀祖?还是传宗接代的圣洁牌坊?也许都是,也许什么都不是。总之关淑贤们恰如开平乡间的碉楼,斑驳陆离不可名状,苔痕藓迹淹没其间。
小说丰富了,饱满了,厚重了,历史前行的滚滚车轮架设在双轨之上,才能平稳快速推进。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画卷,作品之所以浩大精深,作品之所以经典传世,需要男人的血泪,也需要女人柔弱的肩膀。作者做到了这点。我敢说,如若这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走上国际影坛并产生巨大影响并非不无可能。小说结尾部分,时代已进入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清匪清霸,退租退押”等系列运动不可避免的上演,开平的庄园、田地、碉楼及它们的主人们,卑微的命运在这里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弯,这也是作者敢于揭示历史疤痕的勇气和胆魄,让这部小说挺起正视历史的脊柱,为后来者留下思考与论辨的豁口。
还想提一个现象,开平的雕楼与皖南的古民居,效能与作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走入历史,载入典籍,供人研究的话题源源不断,二者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历史必然和偶然。徽商,徽州,徽学也自成一体,挖掘考究的学者文人趋之若鹜,舞台影视打打闹闹几十年,说句实话,为何没有出现《金山》这部震慑人心的力作,是因为身处其中,非得有一双异域他界的眼睛观察审视才能揭开迷蒙尘烟,还是甘于热腾腾闹哄哄的文学道场?做为那些占据、占领高端的学者墨客,有所顿悟,有所深思吗?
至此,如何重新评定海外华人作家,女性写手的位置和作用,我想,我们应该摒弃俗不可耐的的成见,重新审视并亲近他们的作品,深入他们创作的精神内核,把握他们跃动不息的创作脉动,为他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功欢呼呐喊。
一部跨越几代人,时空百十年的著作,章节的结合与故事的组织编排,需要费尽思量,张翎做到了。她很巧妙地利用符合历史进程的报章新闻、小报轶事等做为承接故事演绎的绝妙推手,需要转换时空时,段落前便引用一段标题栏目,取到铺垫背景与交代时空的双重功效。这也许是文字的“蒙太奇”法?而故事峰回路转时,大多以方得法的书信作为引子或小结。这些书信让人印象深刻,作者身居海外,如若不是占据祥尽的资料,那么,凭借手中一支笔,深厚的国学功底,正规的叙述语言,有模有样的书信范文,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深思。
纵观全篇,作者以冷静沉着的语调,正统规范的语言(绝无插科打诨或嘻皮笑脸式乡间俚语),时空交错的构架,合理适情的心理活动,没有刻意长吁短叹或号陶大哭,也没有站在海外佛祖点化般悲天悯人的立场,字句之间浸润无尽的悲苦苍凉,勾勒中华儿女永不放弃的求生梦想,雕琢海外华工榨干血泪的悲壮塑像。掸落蒙尘已久的尘埃,还原一段不应忘却的华工悲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敢于面对曾经未曾愈合的疤痕,承受并反刍曾经苦难与伤痛,才是有希望的。这是大道理,也是小小的自我要求,无需正襟危坐般说教,无需故步自封般隐藏。在前进的征程中,时不时回望、打探下历史的疤痕,它如民族发展史上的大裂谷,裸露于我们生存的土地。触摸疤痕,甚至心里隐隐泛起阵阵疼痛,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可以将前行的路照亮,知道哪里痛,为何痛,如何消减伤痛,以便于找到未来的方向。
篇首的那首广东童谣,把它抄录下来,做为结尾吧。能说明些什么?
喜鹊喜,贺新年,
阿爸金山去赚钱;
赚得金银千万两,
返来买房又买田。